找九宮格見證隱于《顧頡剛日誌》背后的“打工人”汪安之–文史–中國作家網
顧頡剛(1893-1980)的老友傅斯年曾主意“史學就是史料學”,日誌、書札等作為第一手材料,從來為現今世學者所器重,尤其近年來對未刊的日誌、書札手稿的收拾,隨同著《中國近代人物日誌叢書》《中國近代日誌叢刊》《晚清珍稀底稿日誌》《古代學人日誌叢書》等幾種叢書的出書,儼然呈現了一個岑嶺。比來,張劍兄《近些年日誌收拾情形與將來瞻望》一文(載《古籍收拾出書情形簡報》2024年第4期)對日誌的收拾、出書情形,作了長篇大論地梳理,值得一讀。
2007年、2011年《顧頡剛日誌》先后由臺灣聯經出書公司、北京中華書局出書后,因當時間跨度年夜、觸及人物浩繁、記載簡明,甫一出書便成為國內外研討近代學術史最主要的參考書之一。余英時曾專門為聯經版《日誌》寫過長序,真的很長,長到可以出單行本,那即是《未盡的才思——從〈日誌〉看顧頡剛的心坎世界》。在序文中,余英時提醒了顧頡剛良多不為人知的細節,這源于他對《日誌》的細致瀏覽、深刻發掘。《顧頡剛日誌》當然是可作信史讀的,卻也有一些被我們疏忽的處所。在此,只是想用一個與《顧頡剛日誌》相干的大人物——汪安之作為例子,對日誌資料做一個抽款式的剖析,提醒一些隱于《顧頡剛日誌》背后的細節。
顧頡剛寫信給汪安之的信
汪安之日誌
一、發明汪國治
汪國治就是顧頡剛的表弟汪安之。汪安之在《顧頡剛日誌》中呈現得并未幾,甚至他的年夜名“汪國治”一次都沒呈現過。固然他曾介入南京中國邊境學會、《中國邊境》雜志的相干事務任務,但并不從事學術研討,就是一個通俗“打工人”,且為期頗為長久,故顧潮在《顧頡剛年譜》談及中國邊境學會時,汪氏名字一次都不曾呈現。《顧頡剛手札集》中,也沒有收錄致汪氏信函。幸虧汪安之的日誌殘留了一部門,讓我們在六七十年后,從頭發明顧頡剛這位略帶神經質的汪家表弟。
《汪安之日誌》底稿四冊,是我在姑蘇博物館材料部日常編目經過歷程中自雜件庫理出,后來將之編進《姑蘇博物館晚清名人日誌底稿叢刊》影印出書。原稿四冊,為平易近國三十六年第二、三、四、五冊,缺第一冊,有些惋惜。四冊書衣單題“日誌”,并不簽名,僅鈐“汪國治印”,只知作者是汪國治。紀事始于1947年5月28日,終于1948年1月20日。在日誌第二冊的夾層中發明了兩通顧頡剛的書札,確認汪國治就是汪安之的年夜名。兩黃歷札,我已在《偶見“雙哥”遺簡》(支出拙著《春水集》)一文中作了先容,并示俞國林兄,內在的事務得以支出《顧頡剛選集補遺》。
有關汪安之的門第情形,從他自己的《日誌》中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1947年8-9月間,汪氏因手臂生病回姑蘇療養,曾往胥門外王家村展拜“遷吳七世祖廷臣府君,六世祖靜安府君及五世祖介堂府君”,閑暇時收拾祖先列傳,9月11日曾撰寫《先祖考凌皋府君傳》,他父親則往世已達十五年之久。由此可知,汪安之的祖父應當就是吳縣汪鶴衢(1840-?,字青昂,號凌皋),同治九年(1870)舉人,光緒七年(1881)后歷官常州府、太倉州訓導。他們這一支汪氏,異樣本籍安徽歙縣,由歙縣遷休寧后,再遷姑蘇,世居盤門梅家橋,故稱梅家橋汪氏。本家中,清末曾出過秀才汪芑(1830-1889)教學場地、舉人汪鐘霖(1867-1933)等。據1947年8月23日黃奮生致汪安之函,信封地址開“姑蘇盤門西年夜街七十一號”,知其那時住在盤門內的西年夜街。
汪安之的母親與顧頡剛之母是同父異母的姊妹,汪安之第一次在《顧頡剛日誌》中呈現,即是1933年7月11日和汪姨母一同找顧頡剛,“商官司”。彼時,汪安之三十六歲,尚未成家;顧頡剛已四十一歲,處事非常干練。兩人年紀相差五歲,表兄弟間相當密切,1933年8月20日顧頡剛還曾“為安之弟寫扇”。
1946年5月,顧頡剛前往遠離多年的家鄉姑蘇。汪母于1944年7月往世,汪安之已四十歲出頭,仍然獨身未婚,就業在家。在《顧頡剛日誌》中,1946年5月29日有“汪安之偕其妹三人來”的記載。同年11月6日有提到“到病院。二嬸、九嬸、吳子明太太、三侄女、余妹到院視靜秋,汪安之兄妹三人亦來,同游拙政園”。12月11日,顧頡剛為父親及亡妻殷履安安靈設奠,來客名單中有汪安之。
因有表親這層關系,1947年,顧頡剛將就業在家的年夜齡獨身男青年汪安之推舉到南京中國邊境學會任務,可以說處理了表弟的燃眉之急。當日,中國邊境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位于南京江蘇路八號的場地,汪安之落腳于此,俯仰由人。中國邊境學會也由於汪安之的到來,成為顧頡剛在南京的姑且處事處,他到南京閉會,必到邊境學會,清楚相干任務;他往陪張靜秋往徐州,普通從姑蘇動身,城市在南京逗留一晚,越日過江換車北上,汪安之也會相助照顧。
1947年6月6日,張靜秋自姑蘇往徐州,半途在寧逗留一晚。顧頡堅毅剛烈好在南京閉會,《日誌》有飯后“乘黃包車到站,則凱旋號車早到。到邊境學會,留條,回旅店,則靜秋等已來,由起釪接得”的記載。實在,這一天顧頡剛上、下戰書先后兩次到過邊境學會,汪氏午時也曾得病往下關站接表嫂,成果火車提早到站,張靜秋由劉起釪接走了,他在日誌中對此記載甚詳:
午前,雙哥來會,告悉表嫂本日十四時擺佈來京小住往徐,帶有行李。下戰書,面癥不甚痛,因搭車往下關車站。迨詢得姑蘇來車時光已過,即折赴鼓樓病院,就診面癥。回,又得留條,知雙哥亦以時光相左,未能會見。晚飯前,郵局送到致雙哥信,按之覺頗厚,或有主要事,飯后即送往,則表嫂等已至逆旅矣。略道家常,促即返,時計已過九時焉。迨抵會,又見桌上教導部致雙哥至急函二件,乃囑工役搭車送往。
隔天早晨,汪安之往給顧頡剛送信,斟酌到張靜秋一人孤身赴徐州,又專門買了面包、橘子露等送往中心飯館,“俾表嫂車上之需”,從點滴細節中,可見他并不是一個欠亨情面之輩。不外,親朋口中稱道的“自家人”,未必是一個好的“打工人”。
二、“老板”眼中的“打工人”
在南京中國邊境學會任務時代,汪安之滿眼都是表兄顧頡剛,而顧頡剛似乎并不非常觀賞這位表弟,尤其是在去職風浪中,他作了一段評價,像引導寫的任務考察普通,這在后文會細說。客不雅說來,汪安之是個理性的人,所以有時會神經兮兮,顧頡剛是感性的學者與治理者——古人研討學術史,特重學者氣質,而疏忽其治理者成分,試想顧頡剛沒有必定的治理才能,何故能有這般宏大的成績?假如往失落表親這層關系,那時汪安之與顧頡剛之間,確存在上、上級關系,固然不像現今的老板與員工那般,但也不成疏忽。邊境學會任務盡管瑣碎複雜,眉目有數,汪安之努力做好,對顧頡剛擔任。不外,邊境學會任務卻只是顧頡剛一切任務的一小項,他接觸的人與事是汪氏的十倍、百倍之多。從這個角度,就可以說明為什么《汪安之日誌》里儘是顧頡剛,反之《顧頡剛日誌》里很少提到汪安之。
1947年5月中旬,顧頡剛到南京閉會,為在即一月,兩人日誌的時空第一次呈現重合。5月19日上午七點三刻,顧頡剛乘火車從姑蘇赴寧,餐與加入參政會,當全國午兩點抵達南京,他與邵力子夫人同乘car 到會報到,取款攜物,進住中心飯館二一九號。隨后毫有意外,“到邊境學會,晤公武,安之”。安之即汪國治,公武即許崇灝(1882-1959),系許崇智、許廣平的堂兄,新亞細亞學會的擔任人,也喜研討邊境史,著有《新疆志略》《瓊崖志略》《青海志略》《內蒙古地輿》等。那時南京的中國邊境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的處所辦公,這直接為后來汪安之的“去職風浪”埋下了隱患。
姑蘇博物館躲《汪安之日誌》始于1947年5月28日,當天就提到舞蹈場地他往訪表哥顧頡剛,成果未遇:
晨八時前,應黃君約,前往其室第,面洽一是。午后,赴鼓樓郵局,寄成都陳宗祥稿酬若干元。晚飯已過,再往中心飯館,仍未晤雙哥,恐遲誤昨日收到年夜中國藏書樓局函事,即留條及信,囑值勤茶房轉致。
黃君即黃奮生(1904-1960),江蘇沛縣人。顧頡剛與張靜秋成婚,便由他和蕭一山作伐。黃奮生與顧頡剛一路擔任中國邊境學會事務,配合主編《中國邊境》雜志。顯然,他也是汪安之在南京的引導之一,在汪氏日誌中,不時要往黃處面洽會務,并幫黃氏跑腿。上文提到的陳宗祥(1919-講座場地2012),浙江寧波人,1940年結業于輔仁年夜學哲心系,曾任教于華西協和年夜學、東北平易近族學院等校。1947年出書的《中國邊境》雜志第3卷第10期上刊發陳崇祥《寧屬之水田平易近族》,汪氏所發稿費,或即此文之酬。反不雅5月28日這一天《顧頡剛日誌》,并沒呈現汪安之的身影。
汪安之在邊境學會的任務通俗而瑣碎,包含但不限于收發稿件、起草文件、發放稿費、郵寄樣刊、寄賣刊物、采買物質,幫顧頡剛、黃奮生跑腿處事、收發信函等。如8月2日汪安之“早餐后即往承平路書店,盤算《中國邊境》復一、二期銷數,毫無起色,邊境題目不為國人留意也無疑”,唯有“感嘆感嘆”。尤其在聯絡基礎靠通訊的時期,天天都有幫顧頡剛轉遞信函的記載。顧頡剛在南京勾留這年夜半個月,他的函件都紛紜寄到中國邊境學會,均由汪氏處轉交。《汪安之日誌》提到,5月29日早晨,身在南京的黃奮生有一信致顧頡剛,也托汪安之轉交,加上“上午上海朱姓致雙哥函,于晚飯后送往。據云,雙哥又外出”,于是仍交茶房轉致瑜伽場地。5月31日,汪安之又將信函四件,交工役送往顧頡剛下榻的中心飯館。6月10日“午前,雙哥來。因下戰書應政治年夜學講學之邀,囑轉致姑且車迎地址而往。晚飯后,樊漱翁又來稍坐。然后送雙哥信件,往復促,快要十時數非常矣”。可見汪安之看待這份死板而瑣碎的任務是非常當真的。6月13日,汪氏傳聞“頡剛表兄擬乘今夜十一時車往申后返蘇,余乃于晨間前往中心飯館作別,并托帶家信及國幣十萬元,妹等日前函示一是也”。《顧頡剛日誌》用“安之來”三字歸納綜合之。
顧頡剛分開南京后,傳遞信函仍然是汪安之的日常重點任務,如6月19日有“晚七時四十五分接到國史館致頡剛表兄函,因即加封……快郵寄出”的記載,此后國史館、立法會、教導部等致函,均由汪氏轉寄。7月26日“國史館致雙哥函壹件,依日前雙哥面囑,拆閱一過,知系陳述表壹件,因即平信轉蘇”。這些函件往來,《顧頡剛日誌》中基礎沒有記載,天然也未提到為此奔走道途的汪安之。7月3日,顧頡剛寫信給汪安之,吩咐他固定每周寫信一次,陳述會中事務:
累承轉信,至感。剛定本月九號到京,如再得別人來信,即不用寄下,待剛親來支付。采妹有信,囑轉上,當屆時面奉也。聞《中國邊境》第二期已出書,何故竟未寄下為念。此后每期可寄來五分,以便分發。會中事務亦看每禮拜作一陳述寄剛,以便對人說話時,不致隔閡也。
1947年7月9日上午八時半車,顧頡剛再次搭車赴南京,下戰書兩點抵達,汪安之到下關車站接他,《顧頡剛日誌》并未說起此事,只說早晨“到邊境學會,晤公武,安之,張西曼,取《平易近周》回”,汪氏日誌則道出了不少細節:
午飯后,即往下關車站,候接雙哥,恐行李褦襶,統籌不易,要亦母黨弟兄行應有之合作也。……晚飯后,雙哥來會,帶來妹等函,坐談時許,并書就致王澤平易近函,明晨方可投郵矣。
退職場上,自動往給引導接站,會讓人小小激動一下吧!汪安之確也如許做了,然卻并非從職場角度斟酌,而是沉醉在和“老板”的兄友弟恭中。固然這個比喻打得并不當當,但可以確定,顧頡剛與汪安之兩人對此的見解能夠并不完整一樣。此后數天內——7月10日、12日、13日、14日(兩次)、15日(送《大眾周刊》一百冊),汪安之均曾到顧頡剛宿舍尋共享會議室表兄,像前次一樣,年夜大都時光都沒能見下面。直至17日下戰書五點擺佈,顧頡剛到邊境學會,告訴汪安之將于當晚移居中心飯館三六一號房。從《顧頡剛日誌》知,當晚他只是收拾行李,越日才正式遷居。7月23日,顧頡剛行將離寧之際,汪安之“應雙哥昨晚面約,即往中心飯館少坐,取到《大眾周刊》贈余本若干。雙哥偕余出外午飯,步出飯館,忽遇某君有事。余乃先與雙哥告別,蓋雙哥擬本日下戰書三時余車赴滬轉蘇矣”。能夠臨別前,顧頡剛要從任務角度看護汪安之幾句,一路吃頓飯,剛出中心飯館,就碰到此外事,只好促離別。之后不久,汪安之的“去職風浪”就來了,或許這早在顧頡剛預感之中,卻直接招致了“打工人”的去職,直接也減輕了他的癔癥。
三、“打工人”的去職風浪
汪安之到南京任務后,也在為本身的個人工作做計劃。1947年7月中旬,汪安之對邊境學會的任務曾經很諳練,他就預計餐與加入上海昌明法政函授黌舍的函講課程,以期多條前途,于是向邊境學會提出預付薪水,以充膏火,看似一切都在向好的標的目的成長。惋惜,前文曾經提到,中國邊境學會借用新亞細亞學會的場地辦公、住宿,為汪安之的去職埋下了種子。究其緣由,應是汪安之與新亞細亞學會的擔任人許崇灝一家相處不甚融洽,乃至終極關系決裂,汪安之無處安身,不得已“引退”。關于汪氏去職一事,在《顧頡剛日誌》中沒有太多觸及,只要寥寥幾處汪安之到訪的記載,現實上卻一波三折,從汪安之自己的記載看,似乎他并未真正認識到題目出在哪里,就糊里糊涂自動去職了。
剛開端,汪安之與許家天然息事寧人。1947年6月1日,許崇灝六十六歲誕辰,汪安之得悉后,專門略備厚禮相送,認為慶祝。許氏約請顧頡剛餐與加入壽宴,顧頡剛閉會忙忘了,在《日誌》中說“在碑亭巷吃飯。回,想起許公武誕辰,即趕往進席”,汪安之作為“打工人”卻是以疲于奔命,他在日誌中說:
許公老生日,余知焉晚,前往冠生園略購菲敬為贈,藉祝六六白叟之添壽也。……午,頡剛表兄遲將來聚宴,黃君囑德律風以催。適由逆旅外出,未獲通話。黃君又虞茶房傳言缺乏憑,亟囑往中心飯館面促。因再雇車往,茶房為余言,恰值赴宴中。力圖確切計,仍留一字條,俾明余之來意也。
看《汪安之日誌》,此中并沒太多的翰墨談及本身與許家的摩擦,更多的反而是與許家相處融洽的記載。如6月23日適逢端陽節,午時黃奮生邀汪安之往午飯,汪氏“再四言之,情不成卻,應之。繼思為余一人而諸多形擾,心實不安,因于午飯初過,即往其家,面致心領之忱”,足見他處世之法。早晨許公武“來邀敘餐,相處一樓,無辭可信,叨陪末座,杯盡年夜紅——葡萄酒,為領主人美意耳”,之后汪安之還寫了兩首七盡紀其事,即夾在日誌中的《公老邀敘端陽晚宴》一頁。
1947年8月中旬,汪安之手臂突又生病,在他告假回姑蘇一個多月后,回南京即與許公武產生沖突,一發不成整理。從《汪安之日誌》看,8月16日下戰書他曾往中心年夜學病院看手臂,“為詳盡計,掛特殊號”,成果醫囑開刀,他頗遲疑,找黃奮生磋商,成果決議回姑蘇療養一段時光。8月19日,汪氏乘火車回姑蘇,回鄉經過歷程日誌頗具體:
上午六時三非常,即乘公共car ,至建康路上海貿易儲蓄銀行中國觀光社,候啟門,購得凱旋號車二等車票(二輛三十八號)一張,返會午餐。下戰書一時三非常,至下關站,二時三非常,進車廂對得號目,卸衣歇息,四時三十五分啟行。迨九時余抵蘇,雇黃包車至家已十時余矣。凱旋票已增至六萬二千元。
越日,汪安之往顧家花圃訪顧頡剛,成果顧氏佳耦一早搭車赴徐州,當面錯過。實在,當天顧頡剛佳耦曾在南京勾留,顧氏并往邊境學會訪汪安之,8月20日誌有“予往訪汪安之,未晤”的記載。
從8月19日回蘇,一向到9月23日汪安之回南京,一個多月里,他服從妹妹的提出,用西醫醫治手臂,頗見成效,但耗時頗久,曾兩次寫信給黃奮生,請求延伸假期。病愈回南京確當天早晨,汪安之與許公武的牴觸就裸露了,《日誌》載“返會,許公老囑勿讀夜書。余應之,并答以住的周遭的狀況尚須調劑,有何心思靜讀夜書,本日間亦無努力于此數日之能夠”,越日因中秋鄰近,許令郎和汪安之“談送禮,余認為送禮一事,在友誼上產生,不然即不合適人性”。僅僅一天之后,9月25日汪安之便提到“因會址遷徙題目”往邊境教導館一行,與黃奮生面商。黃氏提出他先回家幾禮拜,“新址覓就后,告訴來京”,汪氏未承諾,接上去兩天持續和黃氏溝通,無法分歧處理。于是,汪安之決議直接往徐州“面告雙哥一是”。
9月27日,汪安之將會中事務略作設定后,“雇車至中山船埠,渡江,購得開國號特快二等車”,早晨九點多開車,越日一早七點抵徐州,吃過早點、洗過澡之后,雇車到女師:
得晤雙哥佳耦,說話很久,并先容高叫球及李得賢二君,知李君將由京飛蘭,執教蘭年夜,不日來京,雙哥因托李君會址遷徙題目,承允于東南通信社內想法,俟來京會見后決計,并有一函,托致黃君。余以時光自在,不擬多留,午飯后,即往中國觀光社購戰爭號特快二等車票……并暢游云龍山一過。……晚飯后,與雙哥、李君及車君等閑話,李君以學者而頗好相術,殆亦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之謂歟?八時余,雇車至車站,對號進座,九時非常南開。雙哥病胃腸接收力單薄,乃至時便時止,現倩某新醫療治,余認為此類病癥,初以保養為主,舊醫或更有用驗方式,故力勸就舊醫兼治,或口服資生丸,自可獲得相當後果。雙哥頗認為然。余乃戲語雙哥,養病逍遠堂——東坡遺址,自是受用事,絕對莞爾。此行美談也。
統一天《顧頡剛日誌》,僅簡略記了一句“汪安之自京來,商邊境學會事,晚回京”,關于南京中國邊境學會要遷址一事,顧頡剛特地附記了一段話:
安之以許公武師長教師與之不協,江蘇路不克不及住,來想措施。因介文實之東南通信社,不知能成事否。此人道太黏膩,接近精神病,為先母故,過而舉之,實不慊也。
從中可知,汪安之此前在日誌中說“以會務著想,自有遷址需要”,現實上遷址的重要緣由是他自己與許家關系沒處置好。
徐州之行,概況上似乎處理了邊境學會遷址的題目,實在否則。9月29日一早,汪安之回到南京后,連日數次往東南通信社訪李文實,想落實借用處地事,成果李氏未頓時到寧。直到10月8日,李文實到南京,過訪汪氏,言及“辦公可借,而宿處不夠”,汪安之的題目沒有獲得本質性處理,他在日誌中感嘆“適與黃君及雙哥主意相反”,并說:
為今之計,努力人事,不克如愿,唯有聽天由命,可居則居,不成居則往,蓋褫奪不受拘束,毋寧自休,孤負雙哥一番盛情,日內當事後往信言明原委也。
鑒于東南通信社無法借用處地,顧頡剛、黃奮生都不成依附,汪安之只能本身想措施。10月12日、13日,汪安之趁外出聯絡會中事務時,先后造訪吳佩庵、張禮千,均以宿處一事相托,難免有點病急亂投醫。隨同住宿呈現題目之后,汪氏還面對“飯食無處可包”的逆境,于是10月14日他自作主意,買了一副炊具,自炊自食,此舉“竟觸許公武之怒,不準燒飯”。越日,他從黃奮生家回到江蘇路八號,發明炊具不見了,汪氏問許令郎,“未及多言,許公武即來,氣勢洶洶,蠢蠢欲動,年夜有動武形狀”。從傍觀者角度看,許崇灝這般掉態,想必與汪氏積怨已深。
黃奮生聽汪安之講述以下情況后,提出他回蘇一段時光,汪安之則仍保持錯不在己,認為許氏“目的于雙哥”,要往徐州找顧頡剛。10月18日,汪氏將日用之物存放黃奮生家,買票回姑蘇一趟,再往徐州。實在,統一天,顧頡剛佳耦剛好從徐州返蘇,越日抵達南京時,汪安之已到姑蘇。10月24日,汪安之往慶泰醬園買五噴鼻蘿卜,以備觀光之需,并為顧頡剛買資生丸數兩。成果25日預計往徐州前,打德律風往顧家,才得知顧頡剛曾經前往姑蘇。晚飯后,汪氏往文黃歷局,確悉顧氏曾經返蘇,“有病如前”,“以時光過晚,恐多擾其精力”,約今天再往晤談,因病延遲一天。《顧頡剛日誌》1947年10月27日有“汪安之來”四字記載,汪安之記敘甚簡明:
晚晨往顧家花圃,面致雙哥會中情況,雙哥病體尚未健全,因略述梗概。彼此批准,先期引退,余又認為光亮磊落,此當時矣。……下戰書五時擺佈,因書一函,快遞黃君,告以下情,并托照料存寄行李。
黃奮生回信挽留,盼望他“持續盡力會務,唯仍擬借江蘇路八號小屋辦公”,汪安之“立即毅然謝絕”。之后,黃氏又來一函,汪氏保持遷址后才愿歸去任務。這場風浪,以汪安之這位正派“打工人”去職而了結。
四、余聲
去職風浪過后,汪安之回到姑蘇,固然與邊境學會離開關系,癔癥卻有減輕的趨向。《日誌》第四冊中,有良多捕風捉影的記載,妹妹與外人搭話,他以為是心懷叵測者的騷擾;他往滄浪亭藏書樓看書,有一老太說了一句話,他聞聲后,以為對他停止進犯,報警處置;有人敲門問詢,他誤認為是許公武從南京派人來騷擾他,不許他寫日誌等等,讓人感到他已走火進魔。顧頡剛也不再呈現于改日記中,而《顧頡剛日誌》中偶然會說起他,如1948年2月22日“到汪安之處,聽其與諸妹互詆”,恰是汪安之發精神病后,與妹妹們爭持的真正的寫照。
開國以后,顧頡剛回姑蘇時,還會惦念有病表弟,如1950年6月23日有“雇車到汪安之處,未晤”及“汪安之來”的記載;1951年10月5日回姑蘇,8日“出遇汪安之”,12日有“汪安之來”的記載,還不時給汪氏寫信。后來,因發病與鄰人產生牴觸,姑蘇住不下往,汪安之一度北上,依其假寓天津的妹妹生涯,1955年6月26日曾往北京探望顧頡剛,同年8月10日又進京,顧頡剛在日誌中提到:
安之表弟犯精神病,處處與人打罵,乃至姑蘇不克不及住而移天津,又致天津不克不及住而移北京。適值回籍活動,派出所不任其遷進,又到毛主席處及國民法院起訴。采齡妹自與西南張君成婚后住津。嵩齡妹任盤門外小學教員,每晨四時即出,逐日往返走十里路,其任務精力甚好,惜有便血、頭暈等病。壽齡妹主家務,子宮生瘤,小便不暢。此次來京,主于治療。此三表妹均肯任務,而二人不嫁,一人嫁而無子。安之年已五十,亦不成婚,只會混鬧,可厭之至!
彼時汪安之曾經五十八歲,仍然獨身,當然不幸,但俗話說,不幸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顧頡剛日誌》中最后一次提到汪安之,是1956年4月28日,“汪安之自天津來”,并附記:
安之表弟患精力病,處處疑人與之難堪,住天津久,與比鄰崔家斗毆,欲居北京,來與予商。北京有何空屋,且報進戶口亦屬不成能,只得遣往。
汪安之進京假寓的設法,天然未能完成,此后若何結束,似乎并沒有太多的懸念。
還有一事需求彌補,汪安之雖患病,日誌卻未曠廢。前幾年,坊間呈現一批無錫蕩口殷家老宅中散出的古籍,我偶爾在一舊書店見到日誌底稿一冊,看其筆跡甚為熟習,一時想不起來,回家后豁然開朗,那是汪安之1950年月的日誌。過了段時光再往訊問,得悉已被售往。后來,我往鈕家巷文學山房舊書店略坐,江澄波丈告知我,不久前買到一本姑蘇人的佚名日誌,后來查了一下,作者是顧頡剛的表弟汪某。我想全國竟有這般偶合之事,卻也沒有向江丈索閱此稿,不知能否仍在文學山房,抑或早已讓渡。人生遇與不遇,都是偶合,一切仍是天真爛漫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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