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本：“美學”找九宮格分享譯名考–文史–中國作家網

持久以來，很多研討者都以為最早確立近代中國美學學科位置的是王國維。聶振斌的《中國近代美學思惟史》即“把中國近代美學的正式開始規則在20世紀初年的王國維那里”［1］。但自黃興濤的《“美學”一詞及東方美學在中國的最早傳佈》一文頒發之后，這一廣泛認同的說法開端遭到猜忌，很多研討者開端依據黃興濤供給的線索，將中國近代美學的緣起追溯到花之安的《教化議》（1875）甚或更早的羅存德的《精華字典》（1866）。王確以為黃興濤“發明了在王國維之前能夠中國粹科美學史曾經開端了，這就質疑了在中國近代美學研討中的一種公認的判定”，因此具有“里程碑意義”［2］。

一個學科的定名雖不克不及完整同等于這個學科的成熟，倒是一個學科確立的主要標志之一。鑒于“美學”漢語譯名在中國近代美學成長中的主要性，我們不克不及不當真看待這個題目。又鑒于黃興濤這篇文章的普遍影響，我們也不克不及不合錯誤他所提出的一些說法做深刻細致的考據。

一 花之安率先創用了“美學” 一詞嗎？

黃興濤以為在中國率先創用“美學”一詞的是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他說：

1875年，花之安復著《教化議》一書。書中以為：“救時之用者，在于六端，一、經學，二、文字，三、格物，四、歷算，五、地理，六、圖畫音樂。”在“圖畫音樂”四字之后，他特以括弧作注寫道:“二者皆美學，故相屬”，即在他看來，“圖畫”和“音樂”能合為一類，是由於兩者都屬于“美學”的緣故。假如我們將這里的“美學”一詞同前書之中所謂“繪事之美”和“樂奏之美”一并而視，便可見此詞年夜體曾經是在古代意義上的應用了。在花之安之前，似乎還未見有人如許用過。［3］

黃興濤的這個說法提出之后，中國近代美學研討者均對此疑神疑鬼。很多美學界的學者紛紜跟進，據此發生了很多研討結果。有的中國美學史著作也不加辨別地直接采用黃興濤的說法，乃至耳食之言。卻是非美學界的研討者起首看出了漏洞。聶長順指出，黃興濤判斷“美學”一詞最早的應用者是花之安，其依據是1897年商務印書館出書的《歐美黌舍·教化議合刻》一書，而不是1875年的版本。不外，聶長順也沒有找到1875年版的《教化議》，他所見的最早版本是1880年10月東京明經堂出書的年夜井鐮吉訓點本，此中并無黃興濤所說的括號中的那句話。他勇敢地猜想，這句話當為1897年合刻時所加［4］。但是，僅僅根據年夜井鐮吉訓點本中沒有“美學”一詞就判斷，1875年版的《教化議》沒有“美學”一詞，也是很難讓人佩服的。而要證明的話，必需找到原版的《教化議》。

顛末多方查詢，筆者終于2020年4月3日購得1875年木刻版的《教化議》，封面標示“耶穌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光緒元年鐫”“禮賢會躲板”。這本書中簡直沒有所謂括弧中的“二者皆美學，故相屬”這句話［5］，從此可以確證，黃興濤所說花之安于1875年率先創用“美學”一詞，是過錯的。而這個在美學界中風行了20年的說法終于可以畫上句號了。

那么，我們可不成以說作為學科稱號的“美學”一詞呈現在1897年商務印書館出書的《歐美黌舍·教化議合刻》中呢？假如謎底是確定的話，依然可以證實花之何在中國率先應用了“美學”一詞。實在，這也是不克不及成立的。

黃興濤所引花之安那段話的原文見合刻本《教化議》卷四“正學規”的第二節“學問之訓”，原文中“二者皆美學故相屬”以小字號標注在“圖畫音樂”之后，并無黃興濤所說的括弧及標點［6］。假如聯絡接觸高低文和句法來看，我們可以確定，這句話是黃興濤過錯的標點所致。我以為，對的的斷句應當是“二者皆美，學故相屬”，正如書中豎排兩列所標示的那樣。來由至多有三：

第一，花之安所謂“救時之用”的“六端”不是德國年夜學課程的稱號，而是自小學就應開端培育的六種分歧的技巧。他在該卷第二節“學問之訓”的開篇就指出：“學問一道，宜分門別類，不克不及偏廢（各類學問設有專院，德國粹校已錄），非一蹴能夠，必按部就班，故有鉅細院之分，二者交互為用，勿以小院忽之。論切于人用者，小院視年夜院更要。以年夜院非盡人可進，小院人所必須。且小院又為年夜院之始基，故于此言小院學問之訓。若年夜院則學有專門，不需余之贅論也。”［7］花之何在“學問之訓”這一節通篇都是在講小學的教導題目，而美學屬于年夜學科目，這一點，他說他在《年夜德國粹校論略》中曾經講過了，在此就不需贅論了。由于他在《教化議》中會商的是“小院學問之訓”，是以，與地理、歷算、格物、文字、經學相并列的必定是繪畫音樂如許的藝術，而不成能是美學。

第二，聯絡接觸下文中所說“音樂與圖畫，二者原形屬。音樂為聲之美，圖畫為色之美”［8］，我們可知，花之安誇大的仍是音樂的“聲之美”與繪畫的“色之美”，而并沒有說聲色之美學。假如我們斷定黃興濤所說的在括弧內的那句話是合刻時編者所加的，那么編者之所以要加上這句話，是為清楚釋為什么音樂與圖畫可以成為“六端”中的一端。編者之所以敢于加上這句話，是根據後面所說的“音樂與圖畫，二者原形屬”，而不是黃興濤所說的“兩者都屬于美學”。由於高低文中并沒有呈現“美學”一詞，又若何以“美學”為根據呢？

第三，即便可以標點為“美學”，也確定不是古代學科意義上的美學。好像黃興濤在另一篇文章《明末清初布道士對于東方美學不雅念的晚期傳佈》中所指出的那樣，固然明末清初的時辰，布道士高一志也曾應用過“美學”二字，但與近古代學科意義上的應用絕不相關。異樣的情形，假定可以將《歐美黌舍·教化議合刻》中的“二者皆美，學故相屬”讀作“二者皆美學，故相屬”，那這里的“美學”也與近古代意義上的應用絕不相關。依據黃興濤的說法，既然繪畫與音樂皆屬于美學，那么這里的“美學”乃是意指藝術（Art），而確定不是從“Ästhetik”翻譯而來的。

總之，花之何在1875年的《教化議》中沒有應用“美學”一詞，這是斷定無疑的。在1897年的《歐美黌舍·教化議合刻》中所加出來的“美學”一詞是黃興濤過錯的標點所致，確定不是Ästhetik的漢譯。

那么，花之安究竟有沒有效漢語翻譯過“Ästhetik”呢？我以為是有的。他是把“Ästhetik”翻譯為“若何進妙之法”，而不是“美學”。1873年，花之安用中文撰寫《年夜德國粹校論略》，將太學院（年夜學）的課程分為四類先容：經學、法學、智學、醫學。在先容“智學”課程時，花之安將其細分為“八課”，即“一課學話，二課性理學，三課魂靈說，四課格物學，五課天主妙諦，六課行動，七課若何進妙之法，八課智學名家”［9］。接上去，花之安又進一個步驟說明說，“若何進妙之法”這個課是“論美形，即釋美之地點：一論山海之美，乃統飛潛動植而言；二論列國宮室之美，何法鼎建；三論砥礪之美；四論繪事之美；五論樂奏之美；六論詞賦之美；七論曲文之美，此非俗院本也，乃指文韻和悠、令人心愜神怡之謂”［10］。

依照肖朗的說明，花之安所謂“智學”涵蓋人文社會迷信和天然迷信兩年夜類，前者包含說話學、修辭學、邏輯學、倫理學、心思學、美學等，后者則包含物理學、地理學、生物學等［11］。肖朗未能指出智學“八課”畢竟確指什么課程稱號，但此中包括美學則是可以確定的。聶長順則年夜體指認出了八課中除了“智學名家”之外的七課［12］。

據此，我們年夜體上可以斷定，花之何在這里所說的“智學”中的八門課程年夜體上相當于我們明天所說的說話學、哲學、心思學、物理學、神學實際、倫理學、美學、迷信史（重要是哲學史）。由於學科的成長變更，我們難以斷定這八門課程與明天的課程設置逐一對應的關系，只能年夜體而言。例如，花之安所說的“格物學”很能夠如肖朗所說包括了物理學、生物學和地理學。當然，這只是學科內在的變更，與學科的稱號似無必定的聯絡接觸，正如“美學”這個稱號，從鮑姆嘉通創建這個學科稱號到此刻，其學科內在曾經產生了很年夜的變更，但稱號卻一向延續上去了。在這八課中，與美學絕對應的只要七課“若何進妙之法”，由此可以判斷花之安對Ästhetik的漢語翻譯就是“若何進妙之法”。作為課程稱號，這種翻譯固然有些啰嗦，卻比擬正確地表達了Ästhetik的原意。在鮑姆嘉通那里，美學的本意就是感知熟悉的題目，就是若何感知美的題目，所以花之安翻譯為“若何進妙之法”應當是不錯的。而所謂“論美形，即釋美之地點”云者，則是對“若何進妙之法”（美學）這個學科的簡略界說。聶長順將“論美形”也視為“aesthetic”的譯名，是不正確的。在花之安那里，美學不只包括著建筑、雕塑、繪畫、音樂、詩詞、戲曲等藝術情勢的美，也包括著天然山海之美。聯絡接觸高低文看，“論美形，釋美之地點”云者，就是指美的各類表示形狀，也就是后面緊接著所說的山海之美、宮室之美、砥礪之美，等等。是以，花之安重要是從美的形狀往界定息爭釋美學這門學科的。

二 “審美學”源自羅存德嗎？

普通以為，“審美學”也是經由過程japan(日本)傳進中國的。但黃興濤以為，japan(日本)風行的“審美學”很能夠是來自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1822—1893）的譯詞。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將“Aesthetics”翻譯為“佳美之理”“審美之理”。他以為，“審美學”很能夠是japan(日本)學者在“審美”一詞基本上的持續發現，由於有材料表白，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很早就曾傳到japan(日本)并對japan(日本)創譯新名詞發生過影響”［13］。

黃興濤在這里僅僅是一個猜測。他提到了1879年被日人改題翻版刊行的《精華和譯字典》以及其他增訂本，似乎暗示japan(日本)學者后來應用的“審美學”很能夠與羅存德有關，但并沒有確實的證據證實“審美學”源于羅存德的《精華字典》。

那么，japan(日本)學界風行的“審美學”能否起源于羅存德的“審美之理”呢？我以為，除非有新發明的資料證實，到今朝為止，斷言japan(日本)風行的“審美學”源自羅存德的“審美之理”都是缺少根據的。

起首，從japan(日本)最早采用“審美學”一詞的小幡甚三郎（1846—1873）來看，缺少證據證實“審美學”源自羅存德的“審美之理”。聶長順說：“1870年夏，（東京）尚古堂發行小幡甚三郎撮譯、吉田賢輔校訂的《西洋黌舍軌范》（全二冊），其第2冊第9頁所列‘年夜黌舍’（university）‘技巧皆成級’（master of art）的課程中有‘審美學’科目。‘審美學’后注片化名‘エスタチックス’，為‘Aesthetics’的音譯。這是迄今學界不曾表露的‘審美學’的最早出處。”［14］聶長順以為這里的“審美學”一詞是在羅存德《精華字典》所定“審美之理”譯名基本上的再發明，其來由是：“一則該辭書在japan(日本)影響宏大，一則那時japan(日本)洋學冊本奇缺，每有舊書，洋學者們無不心向往之，爭相傳閱。‘審美學’的創譯者小幡甚三郎天然也不破例。”［15］遺憾的是，聶長順并沒有拿出證據證實小幡甚三郎創譯的“審美學”與羅存德的《精華字典》有直接關系：第一，沒有證據證實小幡甚三郎讀過羅存德的《精華字典》；第二，即便小幡甚三郎讀過《精華字典》，也沒有證據證實他所創譯的“審美學”源自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因此這依然是一種猜想和假說。就小幡甚三郎自己的情形而言，他是完整有才能完成審美學的譯名的。他曾與其聚會場地兄長小幡篤次郎合編過《英文熟語集》［16］（于慶應四年即1868年由尚古堂出書），后又曾留學美國，具有較高的英語程度。惋惜英年早逝，不然定會對審美學做出加倍具體的闡明。

其次，從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在japan(日本)的傳播來看，也難以樹立起羅存德“審美之理”與japan(日本)學界風行的“審美學”之間的影響現實關系。我們說，即便小幡甚三郎接觸到羅存德的《精華字典》，也不克不及證實japan(日本)的“審美學”源于羅存德的“審美之理”。這是由於在小幡甚三郎之后，japan(日本)“審美學”一詞的應用與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在japan(日本)的暢通并行不悖，卻并沒有樹立起現實影響關系，也沒有獲得那時japan(日本)學者的認同。

羅存德的《精華字典》簡直傳到了japan(日本)，并對japan(日本)的辭書編撰發瑜伽場地生了嚴重影響［17］。但遺憾的是，羅存德對“Aesthetics”一詞的翻譯一向到井上哲次郎的《增訂精華字典》也沒有轉變。1873年柴田吉昌、子安峻編的《附音插圖英和字匯》沒有收錄“美學”詞條。1879年津田仙、柳澤信年夜、年夜井鐮吉編的《精華和譯字典》，與1884年井上哲次郎的《增訂精華字典》中有關“Aesthetics”的詞條，都完整采用羅存德的說明——“佳美之理、審美之理”［18］。

普通從事影響研討者，都很是重視實證，所謂“無征不信、孤證不立”。固然我們也常說要“勇敢假定”，但后面必定緊隨著“警惕求證”。沒有警惕求證的勇敢假定是很難成立的。就拿羅存德的《精華字典》來說，假如說japan(日本)學者的“審美學”一詞源自羅存德的《精華字典》，最好有證據證實，最早采用“審美學”一詞的人明白表現，本身的“審美學”一詞來自羅存德的《精華字典》。而現實上，這方面的證據至今也沒有找到。那么，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從羅存德《精華字典》的流變中尋覓謎底。假如羅存德的辭書傳播到japan(日本)后，由他的辭書衍生出來的英和辭書，或許增訂的精華字典，將“審美之理”更正為“審美學”，也可以證實這個詞語源自羅存德。但今朝為止，如許的證據也是沒有的。

那時的japan(日本)學界與羅存德的《精華字典》有直接聯絡接觸的人物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他于1883年7月12日獲得羅存德《精華字典》的版權，對其停止了增訂，同年9月29日印出了1—184頁，其后分6次出書，1884年7月28日出書了合訂本。依照公道的揣度，假如井上哲次郎在增訂羅存德的《精華字典》時，將此中的“佳美之理、審美之理”改為“審美學”，也可證實japan(日本)學界的“審美學”源自羅存德。而在井上哲次郎的《增訂精華字典》中，“美學（Aesthetics）”仍然采用羅存德的說明，并沒有更改。

井上哲次郎在此前即1881年曾出書過一本《哲學字匯》，里面收錄有Aesthetic一詞，但譯名為“美好學”［19］。《哲學字匯》于1912年第三版時將“美好學”的譯名改為“美學”和“感到論”，并在“美學”后加括號注講解“舊云審美學非”，意思是說，曩昔采用“審美學”是過錯的［20］。這勾勒出從“美好學”到“審美學”和“美學”的成長演化線索，此中依然與羅存德的“審美之理”有關。從井上哲次郎身上反應出，他從羅存德那里接收的依然是“審美之理”這一譯名，而他的“美好學”一詞據他稱是本身首創。他說：“我在東京年夜學結業是明治十三年（1880）7月，第二年即從東京年夜學出書了《哲學字匯》……‘哲學’這個詞是西周發明的，其他一些心思學的詞語也是如許，可是倫理學、美學、說話學等方面的術語是出自我手。”［21］

井上哲次郎說美學方面的詞匯出自他之手，顯然是夸年夜其詞了。由於在他之前，西周就曾應用過“美好學”一詞來翻譯Aesthetics。那么，西周的“美好學”又是來自何處？

西周在《百一新論》中曾將Aesthetics翻譯成“善美學”（エステチ－キ），在《百學連環》中翻譯成“佳趣論”，在《美好學說》中翻譯成“美好學”。依據彭修銀的考據，西周的《百一新論》是1866—1867年京都私塾的課本，并于1874年公然出書，《百學連環》是他1870年在東京淺草鳥越三筋町的自宅創辦的私塾——育英舍的課本。西周的《美好學說》原是為天皇御前演說的草案，也是在這兩本書的基本上寫成的japan(日本)汗青上第一本美學專著。而在此之前，西周翻譯了約翰·海文（Joseph Haven）《心思學》（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彭修銀指出，西周的《美好學說》中的很多內在的事務，特殊是西周在闡述美好學的“外部要素”即“美感論”部門，“很年夜水平上接收了海文的影響”［22］。這闡明，西周采用“美好學”來翻譯Aesthetics，源自海文的《心思學》，而不是羅存德的《精華字典》。在《心思學》第一部門第三章“美的概念與認知”（The Conception and Cognizance of the Beautiful）中，海文將“美學（Aesthetics）”界說為“美的迷信（the science of the beautiful）”［23］。這也是西周將“美學（Aesthetics）”翻譯為“美好學”而不再應用“佳趣論”或“善美學”的緣由。

今查羅存德的《精華字典》，里面收錄有“Beautiful”一詞，在浩繁義項說明中，有一個譯名“美好”是跟西周對“美的”（Beautiful）的漢譯是分歧的［24］。由此可以猜測，在“美的”（Beautiful）這個詞上，西周有能夠鑒戒了羅存德的辭書，但不克不及說西周的“美好學”（Aesthetics）的譯名來自羅存德。假如這一點確切無誤的話，那么剛好可以證實羅存德的“審美之理”對西周的“美好學”譯名毫無影響，西周明明了解羅存德的“審美之理”的美學譯名，卻顯然充耳不聞。

王確以為西周“美好學”的漢字定名“完整有能夠受‘若何進妙之法’的學科定名的啟示”，這是不對的的見解。他說“西周是從明治8年開端翻譯海文的《心思學》的，明治11年正式出書”［25］，顯明與現實不符。明治8年即1875年并非西周開端翻譯《心思學》的時光，而是出書時光。筆者手頭有西周翻譯的《心思學》這本書，共有三卷，由文部省出書，第一卷、第二卷出書時光赫然標出是明治8年（即1875年）4月，第三卷出書時光為明治9年（即1876年）9月。明治11年（1878年），這本書又改版分兩卷以《奚般氏心思學》為書名出書。海文英文版的《心思學》出書時光是1857年，重版的時光是1869年，第三版是1879年。依據小泉仰的說法，西周翻譯所依據的藍本是海文1869年版的《心思學》［26］，由此揣度，西周接觸到英文原版的《心思學》的時光是在1869年之后。依據japan(日本)年夜大都學者的見解，西周的《美好學說》是1872年御前會議的教案，而《美好學說》顯明遭到海文《心思學》的影響，那么，西周接觸到《心思學》的時光是1869年至1872年之間。

當然，也有研討者以為《美好學說》是明治10年（1877）前后為天皇御前演說的草案。即便假定這種說法是對的的話，也不克不及說西周翻譯海文《心思學》要顯明晚于《德國粹校論略》傳到japan(日本)的時光。最守舊的估量，西周接觸到海文《心思學》的時光應當是1873年之前，而他完成翻譯的時光最遲也是1874年（他必定是在1875年4月正式出書之前完成翻譯的），也就是說，最遲在《德國粹校論略》傳到japan(日本)的統一年，西周曾經將《心思學》翻譯完成了。綜上，西周接觸到海文《心思學》的時光，除往翻譯時光和出書周期，則顯然是在1874年之前。斷言西周的“美好學”遭到花之安的“若何進妙之法”的影響，顯明缺少證據。

在羅存德之后，譚達軒（宴昌）曾翻譯過“Aesthetic、Aesthetical”。黃興濤指出：“1875年，在中國人譚達軒編纂出書、1884年重版的《英漢辭典》里，Aesthetics則被翻譯為‘審辨美惡之法’。”［27］他所說的《英漢辭典》應當是譚達軒的《華英字典匯集》，該辭書1897年出書的第三版，封面豎排自右向左分辨注明“嶺南端郡明邑譚宴昌譯刊、嶺南羊城番禺郭贊生校訂：《華英字典匯集》，光緒丁酉年三次重刊，噴鼻港文裕堂書局活版印”［28］。從第三版來看，此中并未收“Aesthetics”這個詞條，收的是“Aesthetic、Aesthetical”。在“審辨美惡之法”漢語說明之前，這個詞條還注明這個詞的詞性是描述詞，并給出英文說明“與感觸感染和情感有關的”（relating to sentiment or feeling）［29］。譚達軒自己在這本辭書的英文序文（1897）中說他的辭書是“在韋伯斯特（Webster）、伍斯特（Worcester）、沃克（Walker）、約翰遜（Johnson）等英文辭書的基本上”［30］翻譯而成的，并不認可鑒戒過羅存德的辭書。王韜的中文序文（1875）中也僅說起“馬禮遜字典、麥都思字典最行于一時，風行一時，繼之者為衛廉臣（衛三畏）之《華英韻府歷階》”［31］，而對羅存德的辭書三緘其口。

據今朝所把握的資料來看，用漢字創譯了“美學”一詞并對后世發生了影響的依然是japan(日本)的中江兆平易近（1847—1901）。中江兆平易近翻譯了法國美學家歐仁·維隆（Eugene Veron，1825—1889）的《美學》（L’Esthétique，1878）一書，并以《維氏美學》為書名分高低兩卷分辨于1883年和1884年出書。李心峰在《Aesthetik與美學》中曾轉述1982年出書的《文藝用語基本常識》辭典的一個說法：“自明治十五年（1882年）開端，以森鷗外（japan(日本)有名作家）、平地樗牛等為主的教員們在東京年夜學以‘審美學’的稱號講解美學，就應用過‘美學’這個詞。”［32］似乎是說，在中江兆平易近之前就有“美學”這個稱號了。

據藤田一美的《各年夜學開設美學講座等相干材料》，明治十五年（1882）擺佈，東京年夜學外山正一、費諾羅薩開設了審美學課程，那時這個課程是西洋哲學課程中的一部門。明治十九（1886）年，“審美學”成為自力的課程。明治二十五年（1892），課程“審美學”更名為“美學”。1893年，開端開設美學講座，那時講座傳授空白，由講師擔負，直到1900年年夜塚保治從歐洲留學回來，東京年夜學才開端有了專職美學講座傳授［33］。

平地樗牛（1871—1902）在1882年時只要11歲，他1893年才進進東京年夜學哲學迷信習，所以不成能于1882年在東京年夜學講解美學課。可見1982年出書的japan(日本)《文藝用語基本常識》辭典里的相干說法是過錯的。森鷗外那時也沒有在東京年夜學講過美學課。他的教材《審美綱要》于1899年分高低兩卷由春陽堂出書，簽名愛德華·馮·哈特曼（Hartmann）原著，叢林太郎（森鷗外）、年夜村西崖同編。但這時的“審美學”也沒有證據證實與羅存德的《精華字典》有何聯絡接觸。

東京年夜學是1877年由那時的東京開成黌舍和東京醫學院合并而來，而小幡甚三郎曾在開成黌舍的前身開成所任務過。鑒于東京年夜學與開成黌舍的淵源關系，“審美學”這個課程稱號更能夠是承接小幡甚三郎的定名而來。但正如我們後面曾經闡明的，小幡甚三郎的“審美學”與羅存德的“審美之理”之間的現實影響關系是缺少根據的。

三 什么說王國維是中國近代美學的奠定者？

“美學”漢語譯名在近代中國美學的成長中簡直是一個主要的題目，由於它是中國近代意義上美學學科確立的主要標志之一。經由過程以上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熟悉到，“美學”譯名簡直是從japan(日本)引進的，而不是外鄉創用的。但單單引進了這一術語顯然還不克不及被視為近代中國美學的真正開始。

早在1986年出書的《王國維美學思惟述評》中，聶振斌就明白提出，中國近代美學的發生是從王國維開端的，中國近代美學的“第一個奠定者是王國維”。他的來由歸納綜合起來大要有以下兩點：第一，王國維初次確立了美學作為一門自力學科的自力位置。聶振斌指出：“近代美學分歧于現代美學，最重要的差別在于：它亮出了本身的成分——‘美學’，標明本身的自力存在，不像現代那樣，完整依靠在哲學、品德、文藝之中，而沒有本身的自力系統。”［34］第二，王國維在近代美學家中最早構成了本身比擬深入、豐盛的美學思惟，他對美學的基礎題目，如美的實質、功用，美的品種、范疇，審美心思，都頒發了本身的看法，有些看法還有獨到之處，是以他的美學思惟在中國近代美學成長史上是無足輕重的，是最早的發蒙者、奠定者，“王國維雖比蔡元培小近十歲，但他的美學思惟的構成卻要早于蔡元培近十年”［35］。

研討近代中國美學史，確立其開始，是一個不容回避的主要題目。此刻看來，聶振斌所謂中國近代美學始于20世紀初王國維的美學思惟，這是經得起時光的查驗的。盡管王國維不是最早應用“美學”一詞的人，但他倒是中國第一位給“美學”一詞以界定的人。黃興濤也沒有否定這一點，他指出：王國維在1902年翻譯的《哲學小辭典》中將“美學”界說為“美學者，論事物之美之道理也”，并譯Aesthetics為“美學”“審美學”［36］。從1903年開端，王國維在《教導世界》頒發《哲學辨惑》《論教導之主旨》《教導偶感》《論近年之學術界》等一系列文章，對美學學科扶植頒發本身的看法。

1904年1月13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等人組織制訂《奏定年夜書院章程》，即“癸卯學制”。應當說，“癸卯學制”將美學列為工科建筑學的一門“補貼課”，對于“美學”譯名簡直定，起到了主要感化。王國維在1904年頭頒發的《孔子之美育主義》中依然應用“審美學”一詞，而到了這一年的4月至8月，在《教導世界》雜志連載頒發的《紅樓夢評論》一文中，則斷定應用“美學”這個概念，而不再像以前那樣“美學、審美學”這兩個概念交互應用了。這不克不及不說是與“癸卯學制”將“美學”定為年夜學課程有關系的，盡管王國維自己對這個章程多有批駁和質疑。

1906年，王國維頒發《奏定經學科年夜學文學科年夜學章程書后》，批駁張之洞《奏定書院章程》“打消哲學一科”，將美學回為工科年夜學“建筑學門”的做法，主意將經學科年夜學合并于文學科年夜學，明白提出在文學科年夜學的經學科、理學科、中國文學科、本國文學科中設置美學課程的提出［37］。這個提出使美學回回人文學科，對于中國美學的學科成長具有主要意義。所以，黃興濤說：“王國維是最早公然請求在年夜學的理科里開設‘美學’專門課程的中國人。”［38］這種判定是對的的。

當然，不容否定，在王國維之前，簡直呈現了很多近代學科意義上的美學術語及其相干實際。近代中國美學學科簡直立，也盡非王國維一人之功。梁啟超、蔡元培、呂澂、魯迅、朱光潛、宗白華、鄧以蟄、蔡儀等人都為此做出了主要進獻。除了這些中國近古代美學的主要人物之外，還有很多常常為我們所疏忽的人物，如陳榥、楊保恒、徐年夜純、蕭公弼、劉仁航、舒新成、滕固、唐雋、戴岳、黃懺華、李石岑、潘年夜道、范壽康、華林、徐慶譽、徐蔚南，等等，也都對中國近古代美學學科簡直立和成長做出過本身的進獻。在這一點上，黃興濤的《“美學”一詞及東方美學在中國的最早傳佈》對于拓寬我們的研討視野，功不成沒。筆者固然指出此中的錯訛之處，但并不是要全盤否認這篇舞蹈場地文章的學術價值。從2000年黃興濤論文頒發到明天，學界關于“美學”譯名的考核連續了二十多年的時光。我們對“美學”學科自近代以來在中國的成長史有了更清楚的熟悉，這此中不成否定王確及其團隊所做出的進獻。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重申，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始依然始于王國維，這一點也是不容否定的。王國維在中國近古代美學學科簡直立中起到了一個奠定者的感化。正像杜衛指出的，王國維“從思想品德、價值論基本以及方式論等方面進手，創立了具有古代性意義的中國美學，并對中國全部20世紀美學發生了深入而耐久的影響”［39］。

我們不克不及想當然地以為找到了比王國維更早的美學譯名的起源，就能將中國近代美學的開始回于德國布道士（很多研討者將德國布道士花之安和羅存德視為外鄉資本，這也是有題目的）。與此同時，我們也不克不及由於中國近代美學這個譯名起源于japan(日本)，就以為中國近代美學的奠定者是japan(日本)學者。事理很簡略，一個學科術語的起源，并不等于這個學科的本體；一個學科的術語，也不等于這個學科的話語。就王國維自己而言，他的美學思惟的構成也不是一揮而就的，他也經過的事況了引進東方美學術語的階段。而他的美學思惟成熟的標志則是構成了本身的美學實際話語。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借用叔本華的喜劇實際術語，以為《紅樓夢》的喜劇都是“凡是之品德，凡是之情面，凡是之際遇為之”［40］，而不是由“極惡之人”或“自覺的運命”形成的。比擬而言，浮士德的苦痛是“天賦之苦痛”，并不不難惹起通俗人的同情與膽怯，而寶玉的苦痛是“人人一切之苦痛也，其存于人之根柢者為獨深，而其希接濟也為尤切”［41］，更不難感動通俗讀者。是以，王國維得出結論說《紅樓夢》是“喜劇中之喜劇”，是比《浮士德》更具喜劇性的喜劇。這就是中國話語。固然王國維采用了東方的喜劇實際術語，卻深入而有用地解讀了《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保衛了中國文學經典的莊嚴，這是典範的中國話語。

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曾經熟悉到叔本華喜劇實際的自相牴觸之處。他指出：“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擺脫，而未言世界之擺脫，實與其意志統一之說不克不及兩立者也。”［42］因此，表示在《浮士德》此類喜劇中所表現出的“天賦之苦痛”，也就僅僅導向“一人之擺脫”，未能導向“世界之擺脫”。這闡明王國維曾經清楚地熟悉到叔本華喜劇實際的缺點，并以《紅樓夢》的“人人一切之苦痛”導向“世界之擺脫”來彌補和更正叔本華的喜劇論，從而構成了本身首創性的喜劇實際。

在那時的中國語境下，王國維之所以推重“人人一切之苦痛”的喜劇，又是源于他對“公民性”的深入洞見。他指出：“我國人之精力，人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力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顏色，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43］由此之故，王國維特殊否決年夜團聚終局，特殊重視《紅樓夢》的喜劇終局。這一點也是他與叔本華喜劇不雅分歧的處所。如許一種喜劇精力，當然與他小我的灰心氣質有關，更主要的是與中國那時汗青轉型的時期精力相吻合，反應了中國審美實行成長的內涵請求。

從叔本華到王國維，“喜劇”這個術語現實上經過的事況了語境化、脫語境化和再語境化的經過歷程。對東方實際的語境化，意味著將東方所謂普世性的實際置于東方特有的汗青語境中從頭考量；脫語境化，意味著將東方實際話語從東方語境中擺脫出來，棄捐價值論爭議，視為一種中性常識，將話語術語化；再語境化，意味著從中國汗青語境動身，鑒戒接收東方實際的無益之處，以更好地處理中國題目。

王國維的喜劇論，盡不只僅是叔本華喜劇實際的外鄉化或中國化，而是中國語境化、中國題目化。他借用叔本華喜劇實際的重要目標是處理中國題目，即處理中國文藝中所存在的“年夜團聚”終局題目。外鄉化或中國化，是從影響研討中得出的結論，它隱含著一個條件：把東方實際當作是普世性的；中國語境化或中國題目化，則是從跨文明研討中得出的結論，其條件是把中西實際當作是同等對話的。王國維盡不是原封不動地剽竊叔本華的實際，他的喜劇實際固然借用了叔本華的喜劇術語，卻在那時中國奇特的汗青語境下停止了話語重塑；他把叔本華喜劇實際中國題目化，從頭建構了喜劇這個術語符號的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系，構成了具有本身首創性的實際話語，成為中國美學話語。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的報告中提出了“話語首創者”（founders of discursivity）這個概念，并指出馬克思、弗洛伊德這類作者的“奇特之處在于，他們不只發明了本身的著作，還發明了其他工具——其他文本賴以構成的能夠性和規定”［44］。劉康以為，福柯的“話語首創者”比如庫恩意義上的迷信范式與方法的創建者，他們以本身的話語構建了一種范式。但這種話語范式與天然迷信范式的分歧，在其轉換經過歷程中是異質化的，轉換后的型塑是無法預期的。劉康提示我們追蹤關心“分歧文明中的改變和重塑”，“即在一個來自東方的、卻以普世面孔浮現的常識系統，在特別、特定的汗青前提下（即本文焦點追蹤關心的中國），若何經過重重的牴觸、斷裂、變異和轉換，不竭地改變和重塑”［45］。陳寅恪曾言：“自昔巨匠巨子，其關系于平易近族盛衰學術榮枯者，不只在能承續前賢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闢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尚，以示來者以軌則也。”［46］他還以為王國維所采用的三種雙重證據法（“取地下之寶貝與紙上之遺文相互釋證”“取外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證”“取外來之不雅念與固有之資料相互參證”），“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尚，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改日文史考證之學，范圍縱廣，道路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47］。

可以說，王國維恰是如許的“話語首創者”。他不只引進了源于東方的美學術語，并且也依據中國美學本身成長的內涵請求發明了諸如“喜劇論”“意境說”以及“高古論”如許的中國美學實際話語；他不只發明了本身的美學實際話語，也發明了“示來者以軌則”的中國美學話語范式。盡管在王國維之前，“美學”術語就曾經由過程詞典或許經由過程教導學、心思學和哲學冊本傳進我國，但術語不等于話語，根源也不等于本體。王國維對近代中國美學的主要進獻在于，他未來源于東方的美學術語融進中國美學話語建構中，完成了“分歧文明中的改變與重塑”，確立了中國近代跨文明美學新范式。

注釋：

［1］聶振斌：《中國近代美學思惟史》，第55頁，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1991年版。

［2］王確：《不求近因，不克不及明近果——中國粹科美學產生的考核與反思》，《今世文壇》2011年第1期。

［3］［13］［27］［36］［38］黃興濤：《“美學”一詞及東方美學在中國的最早傳佈》，《文史常識》2000年第1期。

［4］［14］［15］聶長順：《近代Aesthetics一詞的漢譯過程》，《武漢年夜學學報》（人理科學版）2009年第6期。

［5］［7］［8］花之安：《教化議》，第47a頁，第39b頁，第52b頁，禮賢會躲板1875年版。

［6］花之安：《教化議》，《歐美黌舍·教化議合刻》，第22b頁，商務印書館1897年版。

［9］［10］花之安：《年夜德國粹校論略》，第17b頁，第20ab頁，羊城小書會真寶堂躲板1873年版。

［11］肖朗：《花之安〈德國粹校論略〉初探》，《華東師范年夜學學報》（教導迷信版）2000年第6期。

［12］聶長順：《花之安〈德國粹校論略〉所定教導術語及其影響》，《人文論叢》，馮天瑜主編，第65—77頁，中國社會迷信出書社2009年版。

［16］小幡甚三郎的《英文熟語集》中沒有收錄“美學”一詞的詞條。經由過程比對《英文熟語集》與羅存德的《精華字典》，也沒有發明兩部字典之間有影響現實關系。

［17］沈國威：《近代精華辭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郎到商務印書館》，《關西年夜學工具學術研討所紀要》第47輯，第19—37頁，2014年。

［18］《精華和譯字典》，津田仙、柳澤信年夜、年夜井鐮吉編，第49頁，山內輹1879年版；《增訂精華字典》，羅布存德（羅存德）原著、井上哲次郎訂增，第21頁，東京藤本氏躲版1884年。

［19］井上哲次郎等：《哲學字匯》（附清國音符），第3頁，東京年夜學三學共享會議室部1881年印行。

［20］井上哲次郎、元良勇次郎、中島力造：《英獨佛和哲學字匯》，第5頁，東京丸善股份有限公司1912年發行。

［21］井上哲次郎：《井上哲次郎自傳》，第33頁，富山房出書社1973年版。同時拜見沈國威《近代精華辭典環流：從羅存德、井上哲次朗到商務印書館》一文。

［22］彭修銀：《西方美學》，第201頁，國民出書社2008年版。

［23］Joseph Haven, Mental Philosophy: Including the Intellect, Sensibilities and Will, Boston: Gould and Lincoln, 1857, p.263.

［24］ Wilhelm Lobscheid (羅存德),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tion,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Office, 1866, p.154.

［25］王確：《漢字的氣力：作為學科定名的“美學”概念的跨際觀光》，《文學評論》2020年第4期。

［26］小泉仰：《西周與歐美思惟的會通》，第145頁，三嶺書房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

［28］本辭書電子版由沈國威傳授贈予，謹此稱謝。

［29］譚宴昌：《華英字典匯集》，郭贊生校，第23頁，文裕堂書局1897年版。

［30］譚宴昌：《華英字典匯集序》，《華英字典匯集》，郭贊生校，扉頁1。

［31］王韜：《華英字典匯集序》，譚宴昌：《華英字典匯集》，扉頁2。

［32］李心峰：《Aesthetik與美學》，《百科常識》1987年第1期。

［33］藤田一美：《諸年夜學における美學講座等開設に関する材料》，japan(日本)美學學會（Japanese Society for Aesthetics）網站的材料庫（NII-Electronic Library Service）。相干資料由葉萍傳授供給，在此稱謝。

［34］［35］聶振斌：《王國維美學思惟述評》，第1頁，第39頁，遼寧年夜學出書社1986年版。

［37］王國維：《奏定經學科年夜學文學科年夜學章程書后》，《教導世界》第118—119期，1906年2—瑜伽教室3月。

［39］杜衛：《王國維與中國美學的古代轉型》，《中國社會迷信》2004年第1期。

［40］［41］［42］［43］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選集》第1卷，第67頁，第64頁，第73頁，第64頁，浙江教導出書社2009年版。

［44］Michel Foucault, “What is an Author?” trans. by Josué V. Harari, Textual Strategies: Perspectives in Post-structuralist Critic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54.

［45］劉康：《什么是理科？——古代常識的形塑與系統》，《上海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21年第2期。

［46］［47］陳寅恪：《王靜安師長教師遺書序》，《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頁，第248頁，三聯書店2001年版。

（作者單元：杭州師范年夜學藝術教導研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