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包養價格【陳霞】曲阜漢碑與漢代尊孔崇儒

曲阜漢碑與漢代尊孔崇儒

作者：陳霞（孔子研討院副研討員）

來源：《曲阜碑刻視域下的孔子與歷代中國》

 

一、“太牢祀孔”:漢高祖拉開尊孔尾聲

 

雖然從曲阜所存碑刻來看，西漢時期的碑刻并未幾，且與孔子、儒學聯系不親密，可是后世眾多尊孔崇儒碑刻的出現，以及歷代帝王尊孔崇儒，卻與西漢之初的漢高祖親密相關。《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高天子過魯，以太牢祠焉。”漢高祖在曲阜以太牢之禮祭奠孔子，可以說拉開了歷代政權尊孔崇儒的尾聲。

 

 

 

圣跡圖之漢高祀魯

 

草莽出生的漢高祖劉邦實際上在其即位之初對儒學、儒生很是厭惡：“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此中。與人言，常年夜罵。”但不久以后，劉邦居然親臨曲阜，并以太牢之禮祭祀孔子，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祭孔的帝王。是什么緣由促使這位開國帝王態度的急劇轉變呢?

 

據史書記載，在以太牢之包養留言板禮祭孔之前，劉邦還來過一次魯地。《史記·項羽本紀》記載：

 

項王已逝世，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全國兵欲屠之，為其守禮義，為主逝世節，乃持項王頭視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逝世，魯最后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谷城。漢王為發哀，泣之而往。

 

魯城曾是項羽的封地。項羽逝世后，楚國各地都降服佩服了漢軍，唯有魯城人不願就范，因為他們堅守禮義，為主人以逝世守節。直到最后劉邦讓人拿項羽的頭給魯城人看，魯城人才降服佩服。魯城人的這番義舉，定然對不喜儒的劉邦產生不小的心靈震動，之后，高祖劉邦用葬魯公的禮儀把項羽安葬在谷城，為他舉哀發喪，并弔唁一番剛剛離往。

 

假如說魯城人的忠義之舉只是讓劉邦產生一時的心靈震動的話，那么漢朝初立時儒生執政儀、國策方面的建議與舉措，更是讓他對儒學有了直接的認識與感觸感染，并扭轉了他對儒學的態度。

 

據《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記載，漢高祖五年(前202),全國已并，諸侯們在定陶擁立劉邦為帝時，“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跟著劉邦征戰沙場的年夜臣們年夜都是草莽出生，一貫不拘小節，不講包養合約禮儀，立國之后，更是邀功論賞，飛揚囂張。混亂的朝儀讓劉邦日漸厭煩并深以為患。這時候，來自薛縣的叔孫通便向高祖進言：“夫包養條件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愿征魯諸生，與臣門生共起朝儀。”獲得高帝的許可之后，叔孫通便到魯地征得三十多名儒生帶回長安，與他的門生一路參照秦儀，采擷古禮，制訂漢朝禮儀，并帶領群臣學習與演練。兩年后，長樂宮成，群臣于此行朝歲之禮，這也是漢高祖第一次接收群臣以正式朝儀朝拜。整個儀式，“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無敢讙嘩掉禮者”。這一次序井然、尊卑凸顯的朝儀，再一次帶給高祖無比的震動，以致于他禁不住地感歎：“吾乃本日知為天子之貴也。”并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劉邦對儒學的價值與效能有了加倍深切的認識與體會。

 

除了叔孫通制訂朝儀，漢初的另一位年夜儒陸賈更是不斷向高祖宣講儒學。《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陸賈時常在高祖眼前說稱《詩》《書》,高祖便罵他說：“乃公居立刻而得之，安事《詩》《書》!”陸賈則反駁他：

 

居立刻得之，寧可以立刻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全國，行仁義，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顯然，此時的漢高祖對若何管理國家尚無明確認識，而陸賈的一番話道出了“打全國”和“治全國”的分歧。高祖聽著雖然不舒暢，但對錯了然于心，所以貳心生慚愧，并讓陸賈著書總結秦為何會掉往全國、劉氏又為何能得全國，以及現代勝利和掉敗的國家史實。于是陸賈“乃粗述生死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擺佈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可見，陸賈及其《新語》,讓曾經鄙視儒生的高祖及漢初群臣逼真地接觸到儒學的實質，也讓他們轉變了對儒學的態度。這也是漢朝之君臣開始走出“立刻得全國”的勝利喜悅，并對強秦二世而亡的結局進行感性反思的結果。

 

顯然，秦朝的滅亡帶給漢初統治者的震動是宏大的。那么,若何防止像秦那樣短壽而亡，又若何穩定漢初蕭條破敗的社會、振興經濟呢?在實際的感觸感染與親身經歷下，在儒臣的引導包養網推薦下，更是在立國之后一系列現實的社會問題的強迫下，漢高祖劉邦，這個曾經對儒生極盡欺侮的天子，逐漸轉變態度，對儒學、孔子，開始肅然起敬。所以，在漢高祖十二年(前195)十一月，“(高祖)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年夜牢祠孔子”,以高規格禮儀祭奠孔子，向孔子致以包養app高尚的敬意。高祖的舉動，無疑影響了人們對孔子與儒學的態度，自此以后，“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后從政”。由此確立了孔子在漢朝甚至后世受包養合約人敬佩的位置。

 

漢高祖以后，出于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需求，漢初包養網ppt的幾代帝王都信奉黃老之術，主張清靜無為，休養生息，但儒學也以積極向上的治世態度不斷地發展著。到漢武帝時，漢初的社會問題已基礎解決，而站穩腳跟的漢朝需求加倍統一、加倍強年夜的政權來推動政治的加倍穩固，以及國祚的綿延不絕。于是，雄才粗略的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等年夜儒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包養妹尊儒術”,將儒學上升為國家的意識形態。自此以后，儒學成為漢碑里所說“為漢制作”“為漢定道”的國家年夜法。

 

二、“孔廟三碑”中的孔子抽像

 

《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素來被譽為“孔廟三碑”,在漢代甚至中國碑刻歷史上都有著主要價值。這三幢碑，不僅體現了我國晚期文字的發展與演變，有著主要的書法價值，並且從碑文內容上看，更是儒學與漢代社會互動的主要體現。從這三幢碑的碑文中，可見漢代對孔子的認識，以及孔子、儒學在漢代的位置與價值。現將“孔廟三碑”中體現時人對孔子認識的碑文摘錄于下：

 

臣愚以為，如瑛言，孔子年夜圣，則象乾巡，為漢制作，先世所尊。(《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乙瑛碑》（現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魯相河南京韓君，追惟年夜古，華胥生皇雄，顏母育孔寶，俱制元道，百王不改。孔子近圣，為漢定道。自天王以下，至于初學，莫不體思，嘆卬師鏡。(《永壽二年韓敕禮器碑》)

 

 

 

《禮器碑》（現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臣伏念孔子，乾巛所挺，西(狩)(獲)麟，為漢制作，故《(孝)經援神挈》曰：玄丘制命帝卯行。(《建寧二年史晨前后碑》)

 

 

 

《史晨碑》（現存于曲阜漢魏碑刻陳列館）

 

在這些碑文記載中，魯相乙瑛、韓敕、史晨口中的孔子，無論是誕生還是事跡、貢獻，都具有濃厚的讖緯顏色。

 

讖緯，是讖與緯的合稱。所謂“讖”,《說文解字·言部》云：“讖，驗也，有征驗之書。河雒所出，書曰讖。”可見，讖重要指《河圖》《洛書》(《雒書》)這一類圖書，它用詭秘的隱語、預言作為神的啟包養意思示，向人們明示冥冥之中的吉兇禍福、治亂興衰。所謂“緯”,《四庫全書總目》說其為“甜心花園經之主流，衍及旁義”。漢代劉熙《釋名·釋典藝》云：“緯，圍也，重複圍繞以成經也。”清代王先謙《釋名疏證補》引蘇輿語指出：“緯之為書，比傅于經，輾轉牽合，以成其誼，今所傳《易緯》《詩緯》諸書，可得其大要。故云‘重複圍繞以成經’。”由此即可看出，緯書實際上就是以神學理論附會儒家經典，以解經為比附，宣揚符箓、瑞應、占驗之書。根據文獻記載，“讖”在先秦時期就已出現，“緯”則較為晚出，普通認為出現于漢代儒學經學化之后。年夜致在西漢中后期，台灣包養讖緯之學系統成型，并周全風行于東漢時期，對當時的社會生涯與思惟學術都產生主要影響。

 

顯然，“孔廟三碑”是在東漢讖緯之學風行的佈景下刻立的。並且，這三幢碑，其內容均為身為儒生的魯相呈遞給天子的奏疏，為官方文書，代表了當時社會的主流認識。而在這一主流認識中，孔子的抽像與位置與先秦時期有著很年夜的差別。

 

起首，神化孔子。雖然碑文中稱孔子為“年夜圣”“近圣”,然與司馬遷所說的“圣人”有著很年夜差別。讖緯中的孔子儼然由圣而神，成為具有神話顏色的圣人。孔子的誕生以及容貌特征等，都被賦予了神話顏色。《禮器碑》有“顏母育孔寶”“顏育空桑”等記載，這都出自緯書中的孔子感生說。《年齡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游年夜澤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己過去，夢交，語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于空桑。”還有《論語撰考讖》曰：“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可見，緯書中的孔子乃人神交合而生。為了共同這種神話顏色，在《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年齡演孔圖》等緯書中，孔子還被神話為“反宇”“海口”“牛唇”“駢齒”“輔喉”長期包養“魚脊”等異于凡人的抽像。

 

其次，“王化”孔子。《漢魯相韓敕后碑》記載：“孔圣素王，受象乾(坤)。”“素王”,這是東漢時期緯書中對孔子的一貫稱謂。“素王”之稱起于西漢，但最後并不專指孔子。董仲舒在對武帝第二策中曰：“孔子作《年齡》,先正王而系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將孔子與“素王”聯系了起來。董子極力推演“孔子立新王之道”,或謂“《年齡》當新王”“《年齡》作新王之事”,而至緯書出，則“素王”專稱孔子。緯書曰：

 

麟出周亡，故立《年齡》,制素王授當興也。(《年齡演孔圖》《年齡包養價格緯》)

 

子曰：“吾作《孝經》,以素王無爵祿之賞，斧鉞之誅，與先王以托權，目至德要道，以題行。”(《孝經鉤命決》)

 

子夏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論語崇爵讖》)

 

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論語摘輔象》)

 

唐代有名學者孔穎達(574—648)對“素王”有一解說：“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意即其人雖無王位，但做的是王者的事業。

 

由以上可見，緯書中的孔子是人神訂包養網站交而生的神圣，是無王者之位而行王者之事的“素王”。而緯書作者這般神化、“王化”孔子，重要包養心得是為其所肩負的特別任務襯托氣氛并賦予其特定成分。孔子所肩負的特別任務就是“孔廟三碑”中所說的“為漢制作”“為漢定道”。

 

《孝經鉤命決》中說：

 

圣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全國法。

 

在緯書作者那里，孔子的誕生不是偶爾的，而是上天設定的，孔子肩負特別的任務，那就是“制全國法”。這個“全國法”,更具體地說是為漢代而制。對此，緯書記述得更為詳細。《年齡演孔圖》曰：

 

得麟之后，全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圣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紀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包養一個月價錢》,中有作圖制法之狀。

 

這就是有名的“魯端門血書”,又被稱為“端門授命”。雖然荒誕不經，卻被廣泛接收。東漢有名的《公羊傳》年夜師何休在其所著《年齡公羊傳解詁》中，在注解“正人曷為為《年齡》”一句時，就援用《年齡演孔圖》的這一段話，并總結說：“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年夜亂之后，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顯然，他認為台灣包養網孔子作《年齡》,就是為漢代制包養意思法。除了《年齡》之外，《尚書》《孝經》等儒家經典都被看作是孔子為漢所制之法。例如《尚書緯》：“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包養網VIP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侯》。”這就是說《尚書》也是孔子為漢作法的包養網ppt“法”。可見，在讖緯風行的佈景下，儒家經典也被讖緯化。

 

總而言之，在緯書中，孔子被推尊為能預知未來的神圣，并作《尚書》《年齡》《孝經》等書為漢制法，經學的讖緯化成為東漢儒學的主流。而儒學在這一時期的發展特征，實際上是與兩漢社會政治狀況密不成分的。

 

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執政時，曾命令征召精曉“地理、圖讖、鐘律、月令、兵書”等技巧的“全國異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數”。這些人中有不少方術之士，他們彙集當時社會上零碎存在的讖語等，并收拾編匯成書。王莽之所以要這么做，顯然是在為本身授命代漢制造輿論，從而營造“君明神授”的政治文明氛圍。

 

而光武帝劉秀之所以能奪取政權，樹立東漢政權，更與讖緯密不成分。據《后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在王莽執政后期，全國年夜亂，當時李通等人就借助圖讖來勸說劉秀起兵。當時的圖讖有：“劉氏復起，李氏為輔”的說法。這一預言無疑給自己就心懷比賽全國之野心的劉秀以精力鼓勵。后來，劉秀從眾多的軍事集團中脫穎而出，勢力年夜增，這時又有人“自關中奉《赤伏符》”建議劉秀稱帝。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皇帝。”在讖語的鼓勵之下甜心寶貝包養網，劉秀奮發圖強，最終榮登皇帝之位。恰是由于讖緯在本身樹立政權中的關鍵感化，所以劉秀在即位之后，尤其重視讖緯之學，“宣布圖讖于全國”。

 

顯然，圖讖被統治者應用以制造“君命神授”的氛圍，故而遭到尊奉和推重。在統治者的積極倡導下，儒生或為了阿諛統治者，或為了舉高儒家經典的位置，開始積極用儒家經典的義理往詮釋讖語，以加強讖語的神圣性。這般，在統治者和儒生的彼此共同、彼此應用之下，讖緯之學風行于東漢社會。

 

讖緯之學雖然彌漫著濃厚的科學氣息，嚴重影響了正宗儒學在漢代的發展，形成儒學發展的窘境，但是不成否認的是，受讖緯的影響，孔子的位置有了明顯的晉陞，並且，儒家思惟中的許多政治、社會理念也在社會上逐漸強化、風行開來。

 

三、漢代尊孔崇儒舉措

 

隨著儒學在西漢時期國家正統思惟位置的確立，以及東漢以來讖緯之風下孔子位置的晉陞，統治者對孔子、儒學越來越重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舉措來尊孔崇儒。曲阜作為孔子的故鄉、儒學的發源地，具有獨特的象征意義。是以，統治者除了在京師實施表揚六經、設置經學博士等辦法之外，還將各種舉措落實到闕里，以彰顯朝廷“尊先師重教化”的意圖。綜觀曲阜漢代碑刻，漢統治者尊孔崇儒辦法重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寵子孫，敬恭朙祀”

 

在《乙瑛碑》《史晨碑》中，都記載有當時負責祭奠孔子的孔子后裔——“褒成侯”。如《乙瑛碑》說：“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往。”《史晨碑》記曰：“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即(歸)國。”雖然碑文記載“褒成侯”只是在祭奠的時候前來曲阜，事畢歸國，但其顯然是享有爵位、世代相傳的專門奉祀者。實際上，漢代封孔子后裔“褒成侯”,恰是出于對孔子祭奠重視的考慮，這正如《乙瑛碑》中所言：“(今)(欲)(加)寵子孫，敬恭朙祀，傳于罔極。”碑文明言“加寵子孫”起首是為了“敬恭”孔子之祀。

 

對于孔子的祭奠活動，在孔子往世之后即已開始。《史記·孔子世家》記載：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門生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年夜包養管道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年夜一頃。故所居堂、門生內，后世包養網評價因廟，躲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余年不絕。

 

可見，最後的孔子祭奠僅是由孔子后裔及門生掌管參與的私家行為。此后，雖然鑒于孔子生前的德看及戰國以來儒學位置的晉陞，孔子祭奠有了魯人與周圍諸儒的觀摩和參與，但直到漢代以前，孔子祭奠并未有國家政權的參與，孔子祭奠的范圍也不出闕里。

 

漢代統治者在孔子祭奠與孔廟的發展中有著不成抹殺之功，但孔子祭奠進進國家祭奠體系的途徑也曲直折與漫長的。

 

漢代祭奠孔子的主要事務是漢高祖劉邦過魯祀孔。劉邦以當時盛大的太牢之禮祭奠孔子，并封孔子九代孫孔騰為“奉祀君”。雖然劉邦此行祭孔，在很年夜水平上是出于一代帝王對先賢的尊敬，還不是對孔子的特別禮遇，因為除了孔子之外，劉邦也屢次祭奠信陵君。可是，劉邦祀孔，不僅形成了為政者在任職魯國之前起首拜謁孔子的效仿效應，並且朝廷還封孔子后裔孔騰為“奉祀君”。孔騰受封，這是孔子后裔領有官方成分之始，標志著國家政權開始參與孔子祭奠。

 

惋惜的是，孔騰之后，其后世子孫能否繼續受封，文獻并無明確記載。可是，國家曾經的認定，應該也讓孔騰一系自覺地承擔起奉祀孔子的職責。所以，到漢元帝即位時(前48),孔騰的四世孫，即孔子的第十三代孫孔霸，在他因傳授元帝讀經而被封為關內侯后，又上書請求奉祀孔子，元帝同意，賜號“褒成君”,并讓其依然享用關內侯的爵位與待遇。元帝悵然批準孔霸的請求，應該也是鑒于高祖當初的賜封與孔騰一系的奉祀。孔霸受封之后，讓其長子回曲阜掌管孔子祀事。但是，即便這般，孔子的祀事在此之后也未有太年夜的進展。孔霸被封關內侯，是因為他為帝師而封，不是因為奉祀孔子而封。並且，孔霸之后，其子孔福、孫子孔房，繼承了關內侯的爵位，卻沒有沿襲“褒成君”的封號。這或許是因為“奉祀君”“褒成君”多屬于榮譽封號，不僅沒無形成世襲的局勢，並且待遇甚低，與普通布衣無甚差異。

 

西漢末年，漢成帝無子，哀告無效，皇位繼承問題面臨危機。這時有個叫梅福的儒者，想到了孔子。包養app他上書朝廷：“成帝久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為殷后。”梅福認為，周朝之所以長久，是“武王克殷，未下車長期包養，存五帝之后”；秦朝短壽而亡，就是因為他們不克不及顯隱士，舉佚平易近。成帝沒有兒子，恰是因為無人奉祀商湯，所以他說：“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后，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

 

那么若何才幹使已絕的殷代祭奠得以恢復呢？梅福說，孔子就是殷人之后。所以，他建議封孔子的后人，恢復殷人的祭奠。同時，他還認為，當時上天屢降災異，就是因為國家沒有祭奠孔子：

 

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難免編戶，以圣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

 

朝廷采納了梅福的建議，漢成帝封孔子明日孫孔吉為“殷紹嘉侯”。一個月后，孔吉又進爵為公。可見，在梅福等儒者的推動下，孔子祭奠開始踏進國家公祀體系的門檻。雖然過程有些波折，但自此以后，漢統治者也開始重視孔子祭奠。

 

孔子祭奠發生實質性變化是在漢平帝時期。平帝元始元年:

 

封周公后公孫相如為褒魯侯，孔子后孔均為褒成侯，奉其祀。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可見在讖緯廣泛風行的時期，孔子為漢制法的觀念已經深刻人心。是以，統治者著意推重孔子。並且，這時對孔子的追封，不是根據此前所依據的“素功”,而是根據孔子本身的貢獻。這次加封，標志著孔子被列進國家正式祀典，“褒成侯”則專奉孔子之祭。自此以后，孔子后裔世世冊封，且爵位不斷晉陞。

 

東漢時期，帝王祭孔逐漸構成慣例。東漢光武帝劉秀于建武五年(29)途經魯地，派年夜司空祭孔子，開創了后世帝王遣官祀闕里的先例。接著，東漢明帝東巡過魯，盛祀孔子及七十二門生，首開祀孔後輩子之例。后來，漢章帝、漢安帝東巡之時，均依例到闕里祭奠孔子及七十二門生。此外，明帝還于永平二年(59),“始帥群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令郡、縣、道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周公、孔子；還規定除了闕里之外，在國學及處所學校祭奠周公和孔子。這標志著孔子祭奠“開始自成一個獨立的祭奠系統”。

 

(二)“置百石卒史”

 

孔子后裔獲封“褒成侯”,專門負責孔子祭奠，但當時的褒成侯，其封邑在瑕丘(今濟寧市兗州區)而非魯都曲阜，所以往往是“四時來祠，事已即往”,祭奠結束后便前往本身的封邑。在孔廟的治理上，褒成侯多委派孔氏族人把守，但應該只是負責日常打掃看護，看護者對于廟中禮器、相關禮儀則并無造詣；而處所官員甜心寶貝包養網，似有協助維護的義務，但應該沒有明確的治理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孔廟往往出現疏于治理的狀況。是以，為孔廟設置一個專門的值守人員，就成為必須。而對孔廟守廟官一職得以設置的事務始末，《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中有詳細記載。

 

《永興元年乙瑛置守廟百石卒史碑》又稱《漢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孔廟置百石孔龢碑》《孔廟置守廟百石卒史碑》等，簡稱《乙瑛碑》。石碑立于碑漢桓帝永興元年(153)六月。從這些碑名上即可看出，此碑記載內容是孔廟設置“百石卒史”這一事務的經過。碑文記載，“乙君察舉守宅，除吏孔子十九世(孫)(麟)廉，請置百石卒史一人”,時任魯相的乙瑛在孔子后裔中選官，除推舉孔子十九世孫孔麟為廉吏之外，還上奏朝廷請置白石卒吏長期包養一人，他在上書中說：

 

孔子(作)《年齡》,制《孝經》,(刪)(述)五經，演《易·(系)辭》,經緯六合，幽讃神明，故挺拔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往，廟有禮器，無凡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典主守廟，年齡饗禮，財出王家錢，給犬酒直，須報。

 

乙瑛鑒于孔子的位置及孔廟疏于治理的實際情況，請求設置“百石卒史”一人，其職責是“典主守廟”,負責孔廟的守護及治理。同時，也請求將孔廟年齡祭奠所需價格納進國家財政。乙瑛的上書按法式上報給當時的司徒吳雄、司空趙戒，并經由二人奏之于漢桓帝。對于魯相的請求，漢桓帝予以準許，并請求：“從事下當用者，(選)(其)(年)(卌)(以)(上),經通一藝，雜試通利，能奉引先圣之禮，為(宗)所歸者。”乙瑛的上書呈報上往不久，其任期便包養網評價結束了，桓帝詔書下達后，繼任者魯相平負責掌管遴選“百石卒史”。經過考核，“文書、守文學掾魯孔龢，師(孔)(憲),(戶)曹史(孔)(覽)等雜試。龢修《年齡》嚴氏經，通高第，事親至孝，能奉先圣之禮，為宗所歸。(除)(龢)補名狀如牒”。經嚴格遴選，孔龢成為孔廟歷史上第一任“百石卒史”。

 

“百石卒史”,是漢代俸祿為百石的官職。根據文獻記載，漢代官秩等級以石為單位，共十七等。最高為萬石，最低為百石。可見，“百石卒史”在漢代官職中為最高等級的官包養網車馬費職。但是，官職雖小，卻是食朝廷俸祿者。“百石卒史”顯然是朝廷基于西漢以來孔子與儒學位置的進步而設立的。前述孔子后裔受封、孔廟祭奠，都已納進國家主導的范圍之內。此一守廟官的設立，更標志著孔廟的治理由孔子后裔的個人行為轉變為國家行為，初步奠基了孔子廟在國家政治生涯中的位置。

 

但是，在尊孔崇儒尚未興盛的漢代社會，“百石卒史”的設立，能夠使孔廟的治理有所改觀，但在祭奠禮儀、祭奠價格等方面并沒有太年夜改變。《建寧二年史晨前后碑》記載了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史晨任職魯相之時孔廟的祭奠狀況：

 

臣以建寧元年(到)(官),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拜謁神坐，仰瞻榱桷，俯視幾筵，靈所馮(依)，肅肅猶存，而無公出酒脯之祠。臣即(自)以奉錢，修上案食醊具，以敘小節，不敢空謁。……雖有(褒)成世(享)之封，四時來祭，畢包養站長即(歸)國。臣伏見臨璧雍日，祠孔子以年夜窂，長吏備爵，所以(尊)(先)(師)、重教化也。……(而)本國舊居，復禮之日，闕而不祀，誠朝廷圣恩所宜特加。

 

由以上記載可見，當時曲阜孔廟的祭奠之禮并不完備，並且祭奠所用供品也非“公出”。為此，史晨不得不“自以奉錢”置辦祭品，并上奏朝廷，“依社稷出(王)(家)(谷),(春)(秋)(行)(禮),(以)供煙祀”,請求朝廷擔負孔廟祭奠用品所需錢財，完備孔廟祭奠。對于此種狀況，宋代洪適就曾指出：“永興元年孔龢碑載吳雄奏用辟雍禮，年齡饗孔廟，出王家錢，給年夜酒直。距此才十有七年，史晨復云：‘到官，秋饗，無公出酒脯之祠，至于自用奉錢，乞依社稷，出王家谷，以共煙祀。’此蓋有司信奉不虔，旋踵廢格也。”清人王澍在《虛船題跋》中也說：“漢有全國至四百余年，尚且守廟乏人，祭無禮器，祠無常費，及魯相請置，僅乃得之。且元嘉三年已可魯相出王家錢，給年夜酒直矣，曾未二十年，仍復廢弛。建寧二年史晨又請，名為包養女人尊禮孔子，實則誠心不固，旋舉旋廢，則此數事直具文耳。”

 

這些情況顯示，漢代朝廷對于孔子祭包養網心得奠日漸重視，可是對于孔子故鄉的祭孔之禮并沒有給予很高的重視，守廟官的設置、供品之錢財的公出，都是經過處所當局官員的請求才得以實現。這一方面說明孔子在漢代社會“尊而不貴”的實際位置，同時也說明孔子廟在后世政治、文明中的凸起位置尚未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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