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俗文學”不雅的學術史意義–文史-找九宮格時租-中國作家網

鄭振鐸是中國古代文明史上的一位多面手，在短短60年的性命過程中，他在平易近族文明遺產收拾、世界文學譯介、文學創作、文學研討、文學刊物編纂、文學社團組織以及美術、考古等多個範疇都獲得了輝煌的成績，被稱為“中國文明界最值得尊重的人”。在這諸多範疇中，貫串鄭振鐸性命一直的是中國文學史研討，他提出的“俗文學”實際以及繚繞此實際展開的學術實行影響尤為深遠。鄭振鐸為后世供給的豐富學術資本，穿越近一個世紀的汗青風塵，愈發浮現出主要的學術價值。

打破中國文學史的固有格式

“俗文學”概念的引進、闡釋與生發，是鄭振鐸在特按時代安身中國文學現實停止文學史反思和重構的個人空間主要舉動，與其所處的時期語境和小我經過的事況親密相干。

中國俗文學研討鼓起于20世紀初，它以新材料的發明和研討為開始，與那時目光向下看的政治文明思潮有著不成朋分的舞蹈場地聯絡接觸。向前追溯，晚清以來就有一批開通的文人學者以文學改革推進思惟發蒙。例如，梁啟超為到達改進群治的目標，將小說的位置從“大道”晉陞至“文學之最上乘”，號令“本日欲改進群治，必自小說界反動始；欲新平易近，必改過小說始！”新文明活動時代，一批引領時期風潮的常識分子鼎力提倡以歌謠彙集收拾為標志的大眾文學查詢拜訪和研討，試圖從中發明一個鮮活的、有性命力的平易近間，以從平易近間吸取靈感和氣力的新文明來代替腐敗衰敗的舊文明。在此佈景下，與正統雅文學絕對的淺顯文學情勢遭到了學者們的追蹤關心。

鄭振鐸對中國文學的全體面孔有著較為周全和深入的熟悉。一方面，他有深摯的傳統文明根柢，對雅文學的成敗得掉有親身領會；另一方面，他深受平易近間文明的陶冶和滋養，其誕生地溫州是宋元南戲的出生地，具有長久的平易近間文藝傳統。20世紀20年月，鄭振鐸客居歐洲，在各年夜博物館中見到了良多流掉海內的中漢文物，特殊是敦煌千佛洞所躲的俗文學寫本，給他以極年夜震動，深入影響到他的文學史不雅。此后他積極投身俗文學文獻的彙集收拾，編輯出書了多部戲曲和說唱文學目次，這些材料為改日后的俗文學研討供給了基礎的文獻支持。

對鄭振鐸的“俗文學”不雅發生最年夜影響的學者是胡適。在《口語文學史》中， 胡適采用二元對峙的方式把中國文學分為“古文”和“口語”兩類，以為前者代表貴族圣賢的“逝世文學”，后者代表平易近間民眾的“活文學”，口語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中間。胡適的“口語文學”是從文學說話角度提出來的，針對的是“白話文學”，并不觸及文學思惟和文學作風，並且《口語文學史》寫到唐代就截止了，不克不及算作完全的有系統的文學史。可是，胡適提出的“口語文學中間說”以及人棄我取二元對峙的文學史寫作形式仍是對鄭振鐸發生了主要影響，《中國俗文學史》中“‘俗文學’不只成了中國文學史重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國文學史的中間”的說法，就起始于此。

從20世紀20年月開端，鄭振鐸就睜開了對俗文學作品的研討，但他對俗文學實際的全體性講座場地思慮重要表現在文學史編撰上。1932年，鄭振鐸出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將變文、鼓子詞與諸宮調、話本、戲文、雜劇、講史與好漢傳奇、散曲、長篇小說等俗文學情勢與古典詩文并列加以闡述。鄭振鐸以為，文學史格式的變更，既與編撰者的領導思惟有關，也由於新資料的發明打破了中國文學史的固有格式，“近十幾年來，已掉的體裁與已掉的巨大作品的發見，使我們的文學史簡直要全易舊不雅。決不是陳陳相因所能了事的”。所以，《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闡述的變文、戲文、諸宮調、講史、散曲、短劇、平易近歌、寶卷、彈詞、鼓詞等，年夜約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他書所不曾觸及的。

1934年6月，鄭振鐸在《三十年來中國文學新材料的發明記》一文中說：“因了人人想向新的標的目的跑往，于是新的各種便不竭的被搜獲、被掘發。”他扼要總結了截至那時三十年來新發明的足以轉變中國文學面孔的新材料，此中觸及俗文學的部門有變文、寶卷、彈詞、鼓詞、平易近歌俗曲、諸宮調、戲曲、散曲、小說等。1938年，《中國俗文學史》出書，第一次從概念、范圍、分類、特質等方面構建了一個絕對完美的俗文學實際系統，掀起了俗文學研討的飛騰，深入影響到中國文學史格式的建構。

平易近間態度與雅俗融通

《中國俗文學史》開門見山，為俗文學下了界說：“‘俗文學’就是淺顯的文學，就是平易近間的文學，也就是民眾的文學。換一句話，所謂俗文學就是不登年夜雅之堂，不為學士年夜夫所器重，而風行于平易近間，成為民眾所愛好，所喜悅的工具。”依照體裁，鄭振鐸將俗文學分為五年夜類：第一類是詩歌，包含平易近歌、平易近謠、初期的詞曲等；第二類是小說，專指話本，不包含傳奇和筆記小說；第三類是戲曲，包含戲文、雜劇和處所戲；第四類是講唱文學，這一種別在中國的俗文學里占了很年夜比重，包含變文、諸宮調、寶卷、彈詞、鼓詞等；第五類是游戲文章，這是俗文學的附庸，其性質也極為復雜。他將俗文學的特質歸納綜合為六個方面：一是民眾的，二是無名的所有人全體創作，三是口授的，四是新穎、粗俗的，五是想象力豪放，六是勇于引進新的工具。

對俗文學概念界說和重要特征的總結，表現出鄭振鐸站定平易近間態度，力圖從大眾文學的視角來拓寬文學范疇、轉變文學不雅念的激烈愿看以及對俗文學平易近間性特征的固執尋求。可是，在羅列俗文學的詳細類型、體裁與代表性作品時，他卻疏忽神話、故事等更具口授性、平易近間性的題材，而是大批采用俗文學的書面文本，這些作品與他回納的俗文學特征存在舞蹈教室顯明牴觸之處。例如，被他看作俗文學主要構成部門的《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等長篇小說，關漢卿、王實甫、白樸、馬致遠等元曲大師的作品，《再生緣》《筆生花》等女作家彈詞，既不是“無名的所有人全體的創作”，也不是“口授的”，而是典範的作家文學。

這種牴觸的發生，一方面是由於鄭振鐸固然低垂民眾性、行動性，但他有關俗文學研討的全體框架倒是根據書面文學的特征design的，所觸及的作品在此框架中的位置也是依照書面文學的尺度來斷定的。鄭振鐸對俗文學書面文本的器重，既源于他遭到的正統文學傳統的陶冶，更與俗文學文獻的年夜範圍發明有關，他豐盛的私躲為搭建中國俗文學史年夜廈供給了充分的資料并激起起他學術摸索的激烈斗志。另一方面，在那時的話語系統中，“俗文學”與“淺顯文學”“大眾文學”“民眾文學”簡直是可以簡略置換的概念，其基礎的學術指向都是“平易近間”。“淺顯”“平易近間”“民眾”，不只表現在體裁情勢、文學特征上，更表現了自發的平易近間態度與價值選擇。鄭振鐸建構了一個包涵性最年夜的“俗文學”概念，在他看來，要惹起人們對俗文學的器重，最有用的措施莫過于擴展該體裁的涵蓋范圍和包涵性，以凸顯其價值。

鄭振鐸以為，正統文學和俗文學各有邊境，存在顯明的分野，但不代表它們冰炭不洽、截然對峙。他稱贊大眾文學是文學向前成長的原動力，以為中國文學史的中間是俗文學，由於很多當下被視為正統文學的作品或體裁里，就包含大批本來屬于平易近間、后來“被升格了的”俗文學，兩者存在著“祖源”關系。他在《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說，俗文學“并不是永遠循分的‘株守’一隅的。也不是永遠自安于‘野草’的粗俗的本質的。他們本身常在成長，常在進步”。他以為，“雅”與“俗”不是運動不動的，兩者一直處于活動的經過歷程中，“雅”和“俗”的融通培養了中國文學這條年夜河的洶湧澎湃。

在《中國俗文學史》第一章“何謂‘俗文學’”中，鄭振鐸說：“像《詩經》，此中的年夜部門本來就是平易近歌。像五言詩本來就是從平易近間產生的。像漢代的樂府，六朝的新樂府，唐五代的詞，元、明的曲，宋、金的諸宮調，哪一個新體裁不是從平易近間產生出來的？”換言之，曾經雅化的長篇小說、彈詞等的祖先，或許初始面孔就是民眾化的，就是鮮活粗俗和口授的。例如，后世成為文學經典的長篇小說即脫胎于宋代的“講史”。是以，鄭振鐸回納的俗文學“口授的”“無名的所有人全體創作”的特質，重要是指俗文學在成為定型的書面文學之前的傳播狀態，與明天大眾文學學科所謂的“行動性”并非統一個概念。

安身中國文學史的框架

在鄭振鐸眼中，文學史不只是記載和梳理文學產生成長的汗青，也是人類的精力史和心靈史，是與平易近族精力和平易近族氣質聯絡接觸在一路的。他以為，中國文學史是“一部使普通人可以或許清楚我們往哲的巨大的精力與高尚的創作成績的主要書冊”。基于如許的理念，鄭振鐸以為大眾文學（俗文學）既自成系統，又是中國文學史拼圖的主要板塊，將其置于中國文學史的框架并與世界文學殿堂中的經典作品做對照，會發明這一體裁是極富外鄉化和平易近族性的。鄭振鐸打破了中國漢族沒有或缺少平易近間敘事詩的成見，他斷言，佛曲（變文和寶卷）、金元時代的“諸宮調”、明清時代的說唱詞話和鼓詞等長篇敘事文學作品就是具有中公民族特點的史詩，這些作品“不類小說，亦不類腳本，乃有似于印度的《拉馬耶那》，希臘的《依里亞特》，《奧特賽》諸年夜史詩”。是以，俗文學體裁的被發明和被器重，不只擴展了中國文學史的范圍，更換新的資料了中國文學史的不雅念，更提振了平易近族自負心，弘揚了平易近族精力。寫作于戰時的《中國俗文學史》更是本著這種動身點，在完成俗文學實際建構的同時也傳遞了對愛國主義、所有人全體主義、平易近族主義的熱鬧歌唱和對平易近族精力的深邃深摯尋求。

鄭振鐸確立的以書面文本為重要研討對象、在中國文學史框架中融通雅俗的“俗文學”不雅對中國文學史研討發生了嚴重影響。以書面文本為重要研討對象，可以鑒戒和沿用輯佚、辨偽、考據等傳統學術研討方式，很多擁有跨文明視野的學者還大批采用比擬研討、類型研討等方式展開研討，使得俗文學有了固定的研討對象與體系的研討方式，敏捷走上了學科化、專門研究化的途徑。

20世紀三四十年月，以趙景深、楊蔭深、孫楷第、朱自清、馮沅君等為代表的一大量學者認同于鄭振鐸構建的俗文學研討系統，他們以阿英主編的《年夜晚報·火把淺顯文學》周刊（上海），戴看舒主編的《星島日報·俗文學》周刊（噴鼻港），趙景深主編的《神州日報·俗文學》周刊（上海）、《年夜晚報·淺顯文學》周刊（上海）、《中心日報·俗文學》周刊（上海），傅蕓子、傅惜華主編的《華北日報·俗文學》周刊（北京） 6 種“俗文學”周刊重要陣地睜開俗文學研討，頒發了大批關于戲曲、小說、說唱文學以及故事、歌謠、諺語等俗文學門類的研討著作，構成了中國文學研討史上的“俗文學派”，在文獻收拾、實際摸索以及俗文學研討步隊的組織培育方面都作出了積極進獻，其影響連綿至今。

（作者系山東社會迷信院文明研討所副所長、副研討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