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斌 楊曉偉】荀子行歷述考及補正 —聊包養網站比較—以錢穆師長教師的考辨為主軸

荀子行歷述考及補正

——以錢穆師長教師的考辨為主軸

作者：路德斌 楊曉偉（山東社科院；山東社科院）

來源：《中國哲學史》2020年第5期

內容撮要：關于荀子的行歷，有兩年夜難解之處：其一，是“威、宣之際，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一事；其二，則是“荀卿年八十為蘭陵令”一事。以往的研討看，除了錢穆等學者外，大師對于這劃甜心寶貝包養網一主要的兩件工作卻分別采取了兩種分歧的態度和處理方法。對于前者，因史籍記載中出現了一事兩說的情況，所以大師都能認真對待并力圖給出一個通情達理地解決計劃；而對于后者，卻近乎分歧地采取了一種淡然無視的態度。稽之載籍，衷以事理，荀子始來游學當在其年十五之齡，而為令蘭陵，則非在襄王之后荀子八十高齡之際，而是發生在襄王之前、湣王末年的那次離齊適楚，是時，荀子年當五十五、六。

關鍵詞：荀子行歷/“年五十”與“年十五”/為令蘭陵/胡適/錢穆

圍繞荀子行歷問題，自清代以來，為說者漸多，讓底本就語焉不詳、難以確考的生平事跡，愈加變得撲朔迷離，無所適從。近年來，荀子、荀學再度熱起，從考據到義理，由昭雪以正名，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皆有超出上次(即清代荀學復興運動)之勢。但行歷不明，言人人殊，權且仍之，猶有未安。故試作從頭梳理，述考補正，以求善解。

關于荀子的行歷和生卒年月，無限的史料重要散見于先秦及兩漢三國時期的典籍當中。雖然記載多有收支和悖理之處，但無奈的是，本相依然只能于此中往爬梳、甄別和尋求。

綜覽典籍所載，記述之疏略，時空之紛亂，確實有令人無所措手足之感。不過，只需對過往的爭論稍加梳理也不難發現，相關史料其實也并非全無定準，起碼有一個主要的節點是為大師基礎認同的，那就是荀子廢居蘭陵的時間，即《史記》所謂“春申君逝世而荀卿廢”①。春申君遇刺身亡，事在楚考列王二十五年，即公元前238年。此年雖非荀子卒年，但必定往卒年不遠，故不論學者們的結論若何迥異分歧，但基礎上都是以此為坐標往進行推包養意思演和研判。

除此而外，另有兩個主要的節點，自古迄今，一向爭論不休：一是荀子游齊的年齡；二是荀子游齊的時間。學者們外行歷、年壽問題上所呈現出來的不合和差異，很年夜水平上恰是源于對此二問題的考證和認定分歧。

荀子游齊，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台灣包養。但在游齊年齡上，史籍記載中卻出現了一事兩說的情況。現存司馬遷《史記》和劉向《孫卿新書敘錄》皆云“年五十”②，而東漢應劭的《風俗通義》則曰包養俱樂部“年十五”。那么，究竟孰是孰非、何擇何從呢？后之學者由此分紅了兩派：從《史記》主“年五十”者，劉向之后，有顏之推、唐仲友、汪中、劉師培、胡適、蔣伯潛、熊公哲、梁啟雄、羅根澤、陳登元、陶師承、龍宇純、廖名春、梁濤、林桂榛等；而與《風俗通義》同主“年十五”者，則有晁公武、朱熹、王應麟、吳師道、盧文弨、顧廣圻、《四庫撮要》、黃式三、黃以周、胡元儀、梁啟超、錢穆、游國恩、劉蔚華、郭志坤等。兩派主張壁壘清楚，各有所據，各是其理。而最具代表性的闡述，前者當屬胡適，后者無疑是錢穆。

胡適在其《中國哲學史年夜綱》中，起首對劉向《敘錄》中的記載提出了兩點質疑：第一，“劉向說荀卿曾與孫臏議兵。孫臏破魏在前341年。到春申君逝世時，荀卿至多是一百三四十歲了。”此乃不成能之事。第二，“劉向與諸家都說荀卿當齊襄王時最為老師。襄王即位在前283年，距春申君逝世時，還有45年。荀卿逝世在春申君之后，年夜約在前230年擺佈。即便他活了80歲，也不克不及在齊襄王時便‘最為老師’了。”在胡適看來，劉向《敘錄》中的錯誤實在太過好笑。那么，這好笑的錯誤又是若何形成的呢？胡適認為，源頭其實就在《史記》的《孟子荀卿列傳》。他說：

這段文字有兩個易于誤人之處：(一)荀卿“來游學于齊”以下，突然夾進騶衍、騶奭、淳于髡三個人的事實，乃至劉向誤會了，以為荀卿50歲游齊，正在稷下諸師長教師正盛之時。不知這一段不相關的事實，乃是上文論“齊有三騶子”一節的錯簡。本文當包養故事作“騶衍田駢之屬，……”。(二)本文的“齊襄王時”四個字，當連上文，讀“騶衍田駢之屬，皆已逝世齊襄王時”。那些荒謬的人，欠亨文法，把這四字連下文，讀成“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不知這四字在文法上是一個“狀時的讀”；狀時的讀，與所狀的本句，決不成用“而”字隔開，隔開便欠亨了。前人也知這一段可疑，于是把“年五十”改為“年十五”。……不知本文說的“年五十始來游學”。這個“始”字含有來遲了的意思。若是“年十五”，決不用用“始”字了。③

顯而易見，胡適的解讀和推論所有的是樹立在《史記》“五十游齊”記述不誤的條件之上。基此解讀，胡適的結論是：荀子包養網評價以五十之齡游齊的時間是在齊襄王之后，也即齊王建時期，彼時，“騶衍田駢之屬皆已逝世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而荀卿卒年在公元前230年前后，以此推算，荀子年壽應在85歲擺佈。

總之，在此一派學者看來，荀子晚來游齊乃一確定之事實，一如汪中《荀卿子通論》所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謂《史記》所云‘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然顏之推《家訓·勉學篇》‘荀卿五十始來游學’，之推所見《史記》古本已這般，未可遽以為訛字也。且漢之張蒼，唐之曹憲，皆百有余歲，何獨于卿而疑之？”並且，單就文本自己來說，可以證明荀子“來遲了”的也并不僅只一個“始”字，所謂“游學”、“有秀才”同樣可以作出傾向“年五十”的解讀。如蔣伯潛就認為，“‘游學于齊’句，‘學’字衍。……《史記》于孔、孟游諸侯，不曰‘游學’，何獨于荀子而異之？”④梁濤則說：“前人所說的游學，意思往往類似明天所說的學術交通，而不僅僅是指求學。”⑤而所謂“有秀才”，在廖名春看來，也并非是年少聰慧之稱，而是“才學卓異”之謂⑥。

但工作或許本來就沒有這么簡單，面對同樣的史料和表述，作為另一派代表人物的錢穆卻讀出了紛歧樣的意味和涵義。在《荀卿考》中，錢穆這樣說：

曰“游學”，是特來從學于稷下諸師長教師而不名一師者，非五十以后學成為師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年少俊秀之稱，非五十以后學成為師之名也。曰“始來游學”，此對以后之最為老師而言，謂荀卿之始來，尚年幼，為從學，而其后最為老師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往齊，至襄王時復來，則始來者又對以后之幾回再三重來而言也。據此，則荀卿之齊，其為十五之年明矣。

要之，在錢穆看來，所謂“游學”，所謂“有秀才”，所謂“始來游學”，從字詞的涵義到行文的承啟和邏輯，都無不在證明一個為此一派學者所配合堅持的觀點和立場——“年五十”為“年十五”之訛。所以他的結論是，在游齊年齡上應“以年十五之說為是”，而時間則“當在威王晚時”。不過，與幾乎一切學者分歧的是，錢穆并不是以“春申君逝世而荀卿廢”為中間往推斷荀子的生卒年月，而是把《韓非子》所述“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當成了一個可以信從的事實。“燕王讓國子之，為慎靚王五年(三一六)，往威王之卒四年，其時荀卿至多亦當二十四五歲。循是上推，則荀卿之生，當在周顯王三十年前。循是下究，至春申君之逝世，荀卿年已一百零三歲，荀卿其時尚在人世與否不成知。”但無論若何，“荀卿蓋亦壽者也”。

游齊年齡一經確定，那么接下來的任務就是對荀子游齊的時間作出考證和設定了。在這個問題上，雖然兩派學者在各自內部也存有差異，但基于“年五十”和“年十五”的分歧認定而構成的派別特征還是相當明顯的，因為他們的推定和設定必定是在各自所主張的“年五十”抑或“年十五”可以懂得和允許的范圍之內。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學者來說，他們所推定的時間必定不會是齊威王、宣王時期，緣由很簡單，正如唐仲友在為重刻《荀子》而作的《后序》中所指出的：“春申君逝世，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逝世而卿廢。設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⑦唐氏的推算是依據《史記·六國年表》作出的，而若按錢穆“據《紀年》以訂《史記》之誤”的《先秦諸子紀年通表》來計算，荀子的壽命亦有一百一十三歲之高。⑧所以，盡管唐氏據《六國年表》而來的計算結果能夠有誤，但他的問題和思緒卻是大師配合認可的，即無論編年若何，以威、宣時期荀子五十游齊而推算出來的壽齡似乎都超越了人們的經驗和感性所能懂得和接收的范圍。所以到今朝為止，此一派學者對荀子游齊時間的設定沒有破例地都是在宣王之后。而就主“年十五”一派的學者來說，情況則正好相反，他們所推定的游齊時間必定不克不及太過靠后，緣由至多有兩點：第一，若太過靠后，荀子的年長期包養壽天然就要縮減，明顯不合適學者們在此問題上業已達成的基礎共識——“荀卿蓋亦壽者也”；第二，若太過靠后，時空必定遭到擠壓，與荀子相關的一系列主要事務便無從發生或設定。所以，此一派學者所推定的始來游齊時間年夜多是在《史記·儒林列傳》和劉向《敘錄》、應劭《風俗通義》所記載的齊威王、宣王時期，最遲者也不過湣王時期。

那么，具體言之，兩派學者對荀子“始來游學”的時間都作出了怎樣的考證和認定呢？

就主“年五十”的一派學者來看，雖然在游學年齡上構成了共識，但在游學時間上，卻眾口紛歧，凡威、宣之后的各個世代，皆有主張者。歸納說來，年夜致有四：湣王季年說、湣襄之間說、襄王說和王建初年說。

1.湣王季年說。這是一種主流的說法。主張者有汪中、劉師培、梁啟雄、陳登元、廖名春、梁濤、林桂榛等。在持此一說法的學者看來，支撐其觀點的最充足的證據就是《鹽鐵論·論儒》中的那段記載：“(湣王)矜功不休……諸儒諫不從，各疏散……而孫卿適楚”，因為它證明了一個主要的事實，即湣王之季，荀子在齊。除此而外，荀書《強國》篇所記“說齊相”一事，也被年夜部門學者認定為發生在此一時期。⑨

2.湣、襄之間說。主此說者是臺灣學者龍宇純。其《荀子后案》認同梁啟雄所云“宣王威王”疑作“宣王湣王”之論，并在此基礎上，對荀子行歷作出推斷：“今依‘宣湣之際卿有秀才’、‘年五十游學于齊’及‘春申君逝世而卿廢蘭陵令’三事而衡之：使卿生宣王十年，至宣湣之際逾十齡而有秀才之目，時稷下諸賢正丁盛年；及湣襄間，五十而游齊；襄王之世，自五十至六十九，田駢之屬既謝，而卿最為老師，三為祭包養平台酒；越二十七年，李園殺春申君，卿廢蘭陵令；又數年，著書立說而卒；前后不出百年。”⑩龍氏所據編年亦乃《史記·六國年表》，而非錢穆所訂之諸子系年，所以在事務紀年上，世系稱號多有收支。不過，好在自湣襄之間起，《六國年表》與錢穆諸子系年已趨分歧，故于此無妨。

3.襄王說。主此說者為南宋唐仲友和明初宋濂。在唐仲友看來，劉向《敘錄》所云包養站長荀卿五十游齊的時間(即宣王時)實缺乏信，因為由之推算出來的年壽居然至多有一百三十七歲之高。所以他認為，荀子最公道、最能夠的游齊時間是“以齊襄王時游稷下，距孟子至齊五十年矣。”彼時，“于列年夜夫，三為祭酒”，然后，“往之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甜心花園(11)而宋濂之見則全從唐氏。

4.王建初年說。主此說者為胡適，羅根澤和蔣伯潛皆贊從之。依上文所引胡適的解讀，荀子游齊并非齊襄王時，而是在齊襄王之后，也即齊王建時期。

以上便是主“年五十”一派學者對荀子游齊時間的考證和設定。在此問題上，主“年十五”的一派學者的主張則可歸納為兩種：一是威王、宣王說；一是湣王說。

1.威王、宣王說。此說前有應劭《風俗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包養網比較、王應麟《玉海》之記載，中有吳師道之推定，后則有黃式三、黃以周以及錢穆的考據和論證，古人劉蔚華的觀點亦在此說之列。元代吳師道和清代黃式三、黃以周皆通過考證認為，荀子十五游學當在齊宣王時期。而在錢穆看來，荀子于威王、宣王時來齊，在《史記》中其實已有佐證，即《儒林列傳》所言：“于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那么具體是在哪幾年呢？錢穆認為有兩個事務可以作為判斷的坐標和依據：其一，即荀子始來游齊的年齡是“年十五”；其二，便是上文談到的《韓非子·難三》所云“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一事。從燕王讓國一事的性質和燕王對荀子阻諫所作出的反應看，“其時荀卿至多亦當二十四五歲”。那么由此便可推導出兩個結論：第一，荀子游燕是在“年十五”游齊之后；第二，由荀子游燕時的“二十四五歲”前推至“年十五”，可知“荀卿游學當在威王晚時”，具體說，即在威王三十二、三十三年間，公歷紀年便是前326至前325年前后。而若再循是上推，則可知“荀卿之生當在周顯王三十年前”，即公元前339年前。(12)

2.湣王說。主此說者重要有胡元儀、梁啟超和游國恩。胡元儀主“年十五”之說，但在荀子游齊時間上，卻與主“年五十”一派中的年夜部門學者一樣，認為荀子乃“當齊湣王之末年，游學于齊”。(13)至于根據，胡氏認為，桓寬《鹽鐵論·論儒》所云“湣王矜功不休……諸儒諫不從……孫卿適楚”一事即是其證。並且，據《史記·田完世家》，稷下之盛不在威王、宣王之世，而在湣王之時。威王時尚無“列年夜夫”之號，而宣王在位十九年，也只是到了十八年才開始愛崇稷下之士，所以，“《史記》所云‘是以稷下之士復盛，且數萬人’，皆終言其事，非宣王之世，在湣王之世也。劉向、應劭所云，皆溯稷下聚士之由，故統威王、宣王言之。云‘是時孫卿有秀才’，非謂威王、宣王之時，指稷下之盛時，即湣王之世也。讀者不察，以辭害意，故繆為之說耳。”(14)梁啟超、游國恩皆贊從胡氏之見，但在具體時間推定上，游國恩認為胡氏“湣末”之說另有于理未融之處，曰：“他為列年夜夫，當在學成之后，其時年夜約總有三十歲。試以他年十五來齊推之，則他當在湣王二十四年(前300)始來齊國游學。再上推他的生年，當在周赧王元年(前314)，即湣王的十年。”(15)

值得一提的是，較之其他說法，持此說者另有一配合特征殊為顯明，即對于《鹽鐵論·毀學》所云荀卿及見李斯相秦一事，年夜多數學者皆覺于理不近而不予采信，但在持此說者這里卻年夜體上可包養感情以安然接收。事理很簡單，既主“年十五”游齊，又在游齊時間上鑒定較為靠后，那么荀子的卒年當然需求並且可以后延許多，且據此推算出來的年齡都在常識和感性所能懂得、允許的范圍之內——胡元儀推算為87歲，梁啟超推算為95歲，而游國恩推算為97歲。

綜上可見，荀子的行歷和生卒年月，情況之錯綜復雜，事務之幽隱難考，觀點之乖離多樣，在先秦諸子中，少有可與之匹比者。毫無疑問，大師都是在盡力尋求一種最公道的解釋，以圖還原或接近歷史的事實與本相。但到今朝為止，似乎依然沒有一種說法包養價格能夠獲得多數人的認可和佩服。不過，雖則這般，從比較的視野來看，學者們包養網ppt的考辨顯然并非都在統一個程度線上，此中最足稱道者，生怕還長短錢穆莫屬。誠然，他的相關研討和結論或許也不是那么無懈可擊，但無論是從文本解讀之公道性上說，還是從問題研討之系統性以及關鍵節點之思慮與處理上看，在一切的研討當中，確實尚未有能過之者。

關于荀子的行歷，實有兩年夜不成理喻之事：其一，就是“威、宣之際，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一事；其二，則是“荀卿年八十為蘭陵令”一事。而從以往的研討看，除了錢穆等少數幾人，大師對于這劃一主要的兩件工作卻分別采取了兩種判然不同的態度和處理方法。對于前者，因為史籍記載中出現了一事兩說的情況，所以大師都能認真對待并務求給出一個通情達理的解決計劃；而對于后者，卻因史無異說而近乎分歧地采取了一種淡然無視的態度，似乎問題底本就不存在一樣。

前者的不成理喻是顯而易見的，即使假設荀卿是宣王末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年五十游齊，那么到春申君逝世之年，卿年亦當一百三十七歲矣。包養甜心所以在此問題上，學者們必須作出辨別和選擇，要么改年齡——承認《史記》和劉向《敘錄》的記載有訛，荀卿游齊并非“年五十”而是“年十五”；要么改時間——堅持認為《史記》和劉向《敘錄》中“年五十”的記述無誤，而將荀子游齊的時間向后推遲。而依筆者之見，“五十”游學自己就已經很是不成理喻了。也無妨假設一下，假設《史記》“年五十”的記載是對的，那么工作就不僅只是與《儒林列傳》中的表述自相牴觸的問題了，因為我們很快就會發現另一件分歧常識和常理的工作，那就是在一切的史料當中，關于荀子五十歲以前的生平事跡，除《韓非子·難三》所云“燕王噲賢子之而非孫卿”一處外，再無一語及之。試問，對于像荀子這樣的一代年夜儒來說，半百光陰不知所蹤且毫無作為這種工作會有能夠發生嗎？謎底當然能否定的。或許還有學者會說，趙國、齊國千里之遙，十五游學不免難免太早了點兒。但其實否則，因為由《禮記》可知，依照當時的禮法規定和傳統，男孩長到十歲就要離家求學、出就外傅了。(16)若此，那么荀子“年十五游學于齊”，不單能夠，並且合禮。所以在筆者看來，兩比擬較，“年十五”之說無疑比“年五十”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說服力。由此再回頭細品錢穆對“年十五”的解讀，有辨合，有符驗，圓融無礙，道理俱暢。

至于后者，其分歧常理之處其實也是顯而易見的，但質疑者寥寥。比較早表達分歧意見的是清代的黃式三，其《周季編略》云：“其自楚反趙，為趙之卿信矣。荀子是時，年已八十余。反趙之后，無棄趙卿而再仕蘭陵之理。且觀下所答春申君之書，大要可見。……書賦之辭嚴厲，無應招之意矣。”承接黃氏，錢穆則專以“春申君封荀卿為蘭陵令辨”為題，對事務之真偽作出了加倍嚴謹而周全的考辨和研判。其言曰：“(《史記》)謂：‘春申君為楚相八年，以荀卿為蘭陵令。’余考荀卿是時年踰八十。又曰：‘春申君逝世而荀卿廢。’是卿以八十白叟為一縣令，至十包養金額八年之久，至于春申之逝世，荀卿年已百齡，掉所憑依，乃不得已而見黜。卿縱貪祿好仕，一何老不知退，為駑馬之戀豆，至于若是其包養dcard甚耶？……且余觀荀卿書，如說齊相，應秦昭王、應侯問，議兵于趙孝成王前，凡其行跡所至皆有記載，其論列時事亦詳，然至于邯鄲之解圍則止。獨自為蘭陵令后十八年，無片辭觸及，又絕不言春申君。……卿以八十頹齡，為令蘭陵，垂二十年，親著書數十篇，曾無一語自道政績。其門生如韓非、李斯之徒眾矣，亦不見一語及其師治道，并又不見于其他之稱述。……卿之遭讒，在齊湣王之世，非楚春申也。其之楚在為齊襄王時稷下老師之前，非在襄王后也。”(17)依錢穆之見，形成事務分歧常理的緣由，并非是荀子自己的問題，也不是春申君的問題，而是史書記載出了差錯。荀子適楚，并非發生在襄王之后，而是在襄王之前即湣王末年。《史記》之所以會有“荀卿封蘭陵在春申為相八年”之說，乃是以楚國滅魯之歲附會而來。

在此有需要補充一點的是，錢穆雖然否認了襄王后荀子曾以八十高齡被楚相春申君封為蘭陵令的能夠性，但他并沒有否認荀子確曾能夠做過蘭陵令。所以，面對必定而來的問題——“然則荀卿之為令蘭陵，果盡無稽乎？”錢穆的答覆是：“是又否則。荀卿適楚在湣王末年，當頃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齊淮北，蘭陵或以其時歸楚，而荀卿為之令，則非不成有之事也。又春申既頃襄王弟，其時或已用事，而進言荀卿于楚王，而《史》自誤為春申為相之后，又非不成有之事也。”(18)在錢穆看來，荀子曾為令蘭陵一事，確實也是不克不及輕易否認的。若果有此事，那么依照後面的推斷，以下兩點天然也是年夜致可以確定的了：第一，荀子為令蘭陵不是在襄王之后包養網心得，而是在襄王之前，也即發生在荀卿于湣王末年的那次離齊適楚，是時荀卿年當五十五六；第二，荀子為令蘭陵的任期也必定不長，因為至襄王五年，田單殺燕將騎劫，襄王復國，重建列年夜夫之缺，荀子便又從楚國前往到了齊國。前后不過六七年，甚至更短。

游齊年齡，游齊時間，適楚或為蘭陵令，這幾個主要的節點或史實一經考定，那么，對于史籍中一些記載及事務的真偽情實，也就不難作出推定和判斷了。依錢穆的考辨，荀子的行歷是依照這樣一個順序或軌跡進行的：年十五始來游學，“當在威王晚時”；“其之楚在為齊襄王時稷下老師之前，非在襄王后也；其至趙在自齊至秦之后，非為令蘭陵而后之趙也；其退老而著書，所論止于邯鄲之役，正卿八十之年，非其后尚為縣令二十年，然后乃廢退而家居也。”(19)而對于史籍記載中的一些頗有爭議的事務，錢穆亦依其考辨給出了本身的判斷。好比劉向《敘錄》中“既曰孫卿后孟子百余年，又謂其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錢穆即譏之為“無稽”“難憑”；再好比，劉向《敘錄》又云“人或謂春申君……春申君謝之，孫卿往之趙”，后“客或謂春申君……春申君使人聘孫卿……孫卿乃行，復為蘭陵令”，以及過程中，“孫卿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遺春申君”等等，當然也包含《韓詩外傳》《戰國策》中對統一事務的類似記載，在錢穆看來，亦皆屬于荒誕“尤謬”、“不近道理之甚”者；至于荀書《堯曰》所云“下遇暴秦”以及《三國志》所謂“荀卿丑秦世之坑儒”等，錢穆雖未論及，但依其考辨，顯然亦屬于尤謬而不近道理之列，因為以此為上限而計算出來的荀卿年壽已完整超越了常識與感性所能允許和接收的范圍。相反，對于《孟子外書》所記“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而論性”一事，眾人皆謂之偽，但在錢穆的考辨和時空定位中，卻未必不是事實。因為“考魯平公元年正值燕王噲讓國于相子之之歲，其包養心得時孟子猶未退隱，而荀卿已以秀才著名譽”，是以，由此以推，“孟、荀相見論學，固非不成能之事也”。(20)錢氏所言誠是。

由以上可見，在幾個關鍵節點上，較之別人的研討，錢穆的解讀和考辨確實加倍近情公道，是以也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可是，錢氏的研討也并非一切的環節和結論都嚴謹精當、無可抉剔，同樣存在疏略不備、考辨不至之處。尤其在以下幾個事項，尚須再行精研和考慮，而這之中台灣包養，當今一些學者的研討頗值得參考，因為他們的結果在很年夜水平上正可彌補錢氏《荀卿考》的缺憾和缺乏。

第一，關于荀子至趙及議兵的時間。錢穆《荀卿考》認為，“其往秦東歸，約當長平一役前后，其在趙則值邯鄲之圍。”并依據“《臣道篇》極稱平原、信陵兩人功”，而鑒定“其與臨武君議兵趙孝成王前，疑在邯鄲圍解后。”(21)邯鄲圍解在公元前257年。錢穆的考辨雖給出了年夜致的時段和范圍，但證據和底氣明顯缺乏。而在這個問題上，古人廖名春的考證比較切實準確。他所徵引的證據直接來自《議兵》篇本文：“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整充裕而趨趙，趙不克不及凝也，故秦奪之。”“上地”即上黨之地。公元前262年，秦伐韓之上當，韓不克不及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但大公元前259年時，秦軍乘長平之戰年夜勝趙軍之機，又從趙人手中奪走了上黨。此即《議兵》篇所云“趙不克不及凝也，故秦奪之”。而就在兩年之后，即公元前257年，邯鄲之役，秦軍戰敗，韓國便又趁機收復了上黨。觀《議兵》所言，僅及秦國奪走上黨，而未及韓國收復上黨。由此可斷，荀子議兵既不成能在公元前259年秦取上黨之前，也不會在公元前257年邯鄲圍解、韓國收復上黨之后，而“應定在公元前259-前257年之間”。(22)

第二，關于荀子議兵以后及終老之地。錢穆對荀子行歷的考辨止于邯鄲之役及與臨武君議兵于趙孝成王前，議兵之后則一概闕如。這不克不及不說是錢氏《荀卿考》的一個缺憾。

關于荀子終老之地，明天少有爭議，但清代以來也確實有分歧的解讀。好比全祖看在《經史問答》中就曾即此表達過疑義。門人有問：“《荀卿傳》‘葬蘭陵’，而《國策》謂其歸趙，且錄其絕春申之書。誰是？”全祖看答曰；“恐是《國策》為是。……今觀《國策》拒春申之書，其辭醇古，非荀子不克不及為也。”(23)其后，黃式三亦認為“《史傳》‘春申君逝世荀卿廢’之語難信也”，因為“荀子是時，年已八十余。反趙之后，無棄趙卿而再仕蘭陵之理。包養站長且觀下所答春申君之書，大要可見。”(24)在此問題上，錢穆的推論與黃氏略同。據其考定，邯鄲之圍，荀子在趙，荀書中“與臨武君議兵于趙孝成王前”一事即發生在此時。那么這意味著什么呢？依錢穆師長教師的觀解，對于一個其時已年踰八十的白叟來說，不止是“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一事缺乏信，就是單純的由趙國再至楚國的能夠性也不年夜，所以他最后推導出來的結論與全祖看、黃式三雷同——“卿殆終老于趙也。”(25)

客觀而論，上述推導在邏輯上并非沒有事理，但若就結論而言，論據顯然并缺乏夠。荀子終老蘭陵，清代以前并無異說，《包養女人國策》雖有“歸趙”的記載，但并未云其終老何地，更何況最主要的遺存物證——荀子墓，至今依然只要蘭陵一處，包含趙國在內的其他任何處所，既無記載，更無發現。所以，假如說因與常識或經驗殊為悖離，“荀子年八十而為蘭陵令”確實頗可質疑的話，那么史籍所載“因葬蘭陵”一事，到今朝為止，則依然是一個很難證偽的問題。也許正因為這般，就連全祖看和錢穆也是相當存疑的。故全祖看在表達疑義之后，接著補充道：“則或許荀子辭春申而往，及春申逝世，荀子以甘棠之舊，復游蘭陵而卒焉，亦未可定。”而錢穆則是在《春申君封荀卿為蘭陵令辨》中作一備注，曰：“《史記》又云：‘荀卿卒，因葬蘭陵。’劉向《敘錄》云：‘蘭陵多善為學，蓋以荀卿，長老至今稱之曰：蘭陵人喜字為卿。蓋以法荀卿。’二說若信，則卿與蘭陵洵有淵源，殆以初曾為令其地，故遂退老，卒因葬焉，而后人又思慕之如是耶？”(26)比較全氏和錢氏各自前后兩種說法，補充、備注之說無包養網dcard疑加倍審慎和恰當。

那么，議兵之后，荀子的行歷究竟若何呢？根據史籍記載和多數人的共識，荀子在趙“卒不克不及用”，之后便回到了齊國。但居齊不久，即因“齊人或讒荀卿”，而于齊王建十年、楚考列王八年，即公元前255年，便又離開齊國，重返他“初曾為令”之地——楚國蘭陵，由此開啟了一個長達近二十年之久的聚徒講學、著書立說的人生最后歷程，于公元前236年前后，“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第三，《鹽鐵論·毀學》有云：“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無二，但是荀卿謂之不食，覩其罹不測之禍也。”于此條記載，錢氏的考辨亦不曾有及，但實不克不及置若罔聞。就以往的研討來看，學者們的觀點也是眾說紛紜，或存疑(如梁啟超、梁啟包養行情雄等)，或采信(如汪中、游國恩、蔣伯潛等)，而胡適則徑認為《鹽鐵論》所說不值一駁。李斯相秦之年，史無確載，據《史記·秦始皇本紀》，年夜致可知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至三十四年(前213年)之間。若此而然，《鹽鐵論》的記載當然也無法獲得錢穆的認可，因為以此為上限而計算出來的荀子包養app年壽至多亦有一百二十歲之多。于理不近，殊難從信。可是，從《史記·李斯列傳》中，我們卻可以獲得別的一種解讀。“李斯被殺在前208年(秦二世二年)，他在獄中曾上書給二世，說：‘臣為丞相，治平易近三十余年矣。’當時他作為階下囚，天然不敢矜功自負、居心把本身任丞相的時間拉長計算。假如由此上推30年，當在前237年擺佈，恰是春申君逝世年以后，荀卿廢居蘭陵時期。”(27)由此以論，荀子及見李斯相秦并為之不食，確實亦非不成有之事。

第四，關于春申君與荀子的關系。關于春申君，錢穆曰：“《史記》謂春申君以荀卿為蘭陵令，春申君逝世而荀卿終老蘭陵，其語不成信。”依筆者之見，錢師長教師此話恐不全對。荀子若果真曾有為令蘭陵的經歷，那么誠如其所言，工作確應發生在湣王末年、荀子年當五十五六的那次離齊適楚，而不應該是在楚考列王八年、荀子已年踰八十的這次離齊適楚。但即使這般，也不成直接鑒定《史記》所謂“春申君逝世而荀卿廢”一語純屬虛妄而無實質意義。就實而論，春申君會錄用一位年踰八十的老者往做蘭陵令，而老者居然也會往出任蘭陵令，這種工作確實有些令人難以相信。可是有一點包養ptt，在荀子的人生歷程中，春申君作為一個主要腳色的存在卻基礎上是不需求懷疑的。亦或許正如錢穆所言，在湣王末年的那次離齊適楚時期，荀子確曾因有春申君的舉薦而為令于蘭陵，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么春申君之于荀子不單有知遇之恩，並且在荀子實現其政管理想和抱負的規劃和設計中，他很能夠是被荀子特別寄予厚看和等待的一個人。若然，春申君之逝世對荀子來說，無疑是一件很是嚴重的工作。換言之，所謂“春申君逝世而荀卿廢”，不見得必定是指“廢官”，對荀子來說，更意味著今生此世政治性命和價值幻想的終結。“春申道綴基畢輸”，荀書《成相》篇的一句慨嘆似乎也印證包養價格ptt了這一點。(28)所以，在考定荀子的行歷和生卒年月時，無論若何，春申君之逝世都應該是一個主要的節點。

準此，以錢穆師長教師的考辨為主軸，稽之載籍，衷以事理，荀子的行歷和生卒年月竟亦紛然有序，梗概可知。試列年表如下：

注釋：
 
①古人中，唯錢穆師長教師對此持有異議。參見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上海古籍出書社，1982年，第115頁。
 
②關于劉向《敘錄》“年五十”之記載，史料亦存兩說。今本《敘錄》作“年五十”，但南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劉向語為“年十五始來游學”，元代吳師道《戰國策校注》亦引為“年十五”。錢穆《荀卿年十五之齊考》曰：“疑今作‘五十’者皆誤倒。”
 
③胡適：《中國哲學史年夜綱》卷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87年，第304-305頁。
 
④蔣伯潛：《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書社，1985年，第156、165頁。
 
⑤梁濤：《荀子行年新考》，《陜西師范年夜學學報》2000年第4期。
 
⑥廖名春：《〈荀子〉新探》，中國國民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18頁。
 
⑦見王先謙：《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年，第6頁。
 
⑧由《史記·六國年表》推算出來的齊宣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前342年大公元前324年；而錢穆《先秦諸子系年通表》所考證的齊宣王在位時間是公元包養網推薦前319年大公元前301年。
 
⑨廖名春、梁濤等學者則認為“包養一個月價錢說齊相”一事發生在齊王建時期。說見廖名春《〈荀子〉新探》、梁濤《荀子行年新考》。
 
⑩龍宇純：《荀子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87年，第7、8頁。
 
(11)《唐仲友序》，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6頁。
 
(12)見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5、116頁。
 
(13)胡元儀：《郇卿別傳》，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33頁。
 
(14)胡元儀：《郇卿別傳考異二十二事》，見王先謙：《荀子集解》，第43頁。
 
(15)游國恩：《荀卿考》，《古史辨》四，第96頁。
 
(16)《禮記·內則》：“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學書計。”
 
(17)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7、118、119頁。
 
(18)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120頁。
 
(19)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9頁。
 
(20)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16頁。
 
(21)錢穆：《荀卿考》，《包養網推薦古史辨》四，第122、123頁。
 
(22)參見廖名春：《〈荀子〉新探》，第21、22、23、24頁。
 
(23)全祖看：《經史問答》卷八，《全祖看集匯校集注》，上海古籍出書包養網VIP社，2018年，第1998頁。
 
(24)黃式三：《周季編略》，清同冶十二年(1873)浙江書局刻本。
 
(25)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3頁。
 
(26)錢穆：《荀卿考》，《古史辨》四，第120頁。
 
(27)劉蔚華：《荀況生平新考》，《孔子研討》1989年第4期。
 
(28)郝懿行《荀子補注》曰：“此語荀卿自道。荀本受知春申為蘭陵令，蓋將借以行道，迨春申亡而道亦連綴俱亡，基亦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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